| 兄弟 采访中，冯仑总是隔几句就嘿嘿一笑。薄嘴唇抿着，稍稍上扬，中间挺起稍微有点的鹰钩鼻，还有那个像卡通一样的黑边眼镜，两撮眉毛高高挑起，分得很开。倒有几份喜感。冯仑的两本书《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的封面，都是他的大笑照，张着嘴巴，露出大于八颗牙齿的幅度。 面由心生。冯仑也的确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沟通者，“我太不强势了。一堆企业家在一起，我的性格是一个沟通者，善于倾听，爱说话。也是一个大家不累的角色。我不是大哥，我是一个追随者，是个舒服的角色。在公司，多数时候也不是霸道的人。” 在他身边呆了六年的员工刘刚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多数时候出去开会，他们习惯了“不用管冯总”。冯仑会自己干一切事情，随从只通知他开会的时间地点就可以了。 在记者对诸多民营企业家的采访中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强势是他们的标签。 企业家们一同出去，联想的柳传志可以为了一个企业家迟到而一天不和那个人说话，毫不讲情面。远大的张跃不喜西餐，去奥地利时曾一人敲开路边餐馆的门，和人家一起做中餐，边吃边喝半夜才回，丝毫不顾其他人着急。对于地方的民营实业家来说，这种印迹就更明显了，日钢的杜双华外号“杜拍砖”，沙钢的沈文荣被尊为“皇”。 强势能镇得住场面，管得住员工。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民营企业里，老板就是家长，这种管理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在90年代初民企创业高峰的那个时代：市场政策不明晰，法律不健全。 还好，柔和的冯仑有一帮兄弟。万通成立之初，便是一个“兄弟企业”。万通六君子读着《上海滩》创业，信仰兄弟情义。 万通第一桶金，赚了20万，冯仑拿回来给财务(那时候，王功权的妻子管财务)，财务把钱一分不少收起来。全部用在公司里。谁也没想过要多拿一些。 早些年，万通买了一块土地，合同都签了。对方反悔说程序不合规，不卖了。当时做董事长的王功权觉得事情不妙，关掉手机，不听任何人的话，把地给退了。来来回回损失了一个亿，不过兄弟们谁也没有埋怨他。 冯仑说，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和功权从来没有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从中学开始，自己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六君子聚首后，他们发现大家的理想那么一致。一帮热血青年，开始设计如何实现理想。最后大家想明白了，“要把赚钱和改革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他们还确立了方针，“以社会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六君子还约定，谁也不移民。 冯仑生怕记者不信，强调，“我们真这么想的，不是唱高调。”经历了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残酷的“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他们这代人，这种情怀是八零九零后们难以体会的。 1994年和1998年，万通两次分家。第一次三人退出，第二次一人退出。最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易小迪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企业的老板。刘军去了四川，从事农业高科技。潘石屹则做了SOHO中国。 合伙时把酒问盏、称兄道弟，拆伙时剑拔弩张、反目成仇在民企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万通的分家非常和平。冯仑确定了一种“水浒模式”来分家，就是平均主义。大家激情聚义，和平分家，友情依旧。分家的那几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学习西方，越来越制度化的时间段。企业都在追逐现代化公司管理机制。 冯仑开始学王石。“现在，公司管钱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自己花的和公司花的绝对分开。按说，民营企业，我是老板，我要报销，谁不敢给我报？但是，我跟王石学的，要审计。分得很清。” 有位离开过万通、后来又回到万通的员工说，“万通就是一个良家妇女型的企业。开放，通透。”这和掌门人的性格不无关系。 一个柔和的沟通者坚持理想的方式注定不会那么激进。 末了，记者问冯仑，“会在国外做立体城市么？在国外的体制宽松，政府成本小。” 冯仑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去年，我飞了180次，我在想能不能不飞。于是算了算，因为客户飞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一半以上是因为政府来回变，来回飞，来回吃饭，走了，又变了，又得飞，又得吃饭。操。” 但是，他说，立体城市，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需求大，还有，“只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集中力量办的很多是坏事，像‘文化大革命’。但是，立体城市需要政府的力量，它是一个社区，一个社会。”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时代。冯仑都赶上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对于冯仑而言，时代留给他的烙印就是野蛮和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