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生长 市场经济初期，打江山，注定是野蛮的。冯仑的第一本书起名《野蛮生长》，他说，自己在那样的野蛮环境下，必须成一个俗人。 冯仑说各种段子，各种颜色的段子。他不拒绝低俗，而且低俗得很舒服。“就像你非让我听歌剧，非要穿正装，捆着，不舒服。” 他也经历了各种段子一样的生活，黑的白的，黄的红的。冯仑说，他下海之前“也很纯洁，说话也很正经，但是，商海里打拼，再不俗，不骂骂娘，能憋死我”。这和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关系。 1989年，冯仑下海，先给牟其中打工。牟其中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企业家，他最经典的案例是“罐头换飞机”。他还想过，把喜马拉雅山凿开一个口子把印度洋暖流引进青藏高原。不过，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牟其中身上也有陋习。这代企业家政治情节浓，讲江湖豪气，冲撞体制才得以走出来，所以做事生猛。冯仑日后总结为“流氓无产者的土匪习气”。跟了他三年，冯仑觉得价值观在受到挑战。 在冯仑的书《野蛮生长》里，他写了一段，“他(牟其中)在大街上，看别人打架就兴奋，大喊‘打啊！’‘打啊！’在香山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打得对方嘴巴缝了五针”，冯仑为此心生胆颤，也惊讶于牟其中可以为了公司利益毫无道德底线地出卖下属。这是冯仑以前没经历过的。 1989年，牟其中派冯仑去香港拿回一段电视台录像，这段录音可以澄清南德和1989年那拨人的关系。冯仑小心翼翼，甚至有点偷偷摸摸，到了香港，见人不说话，在旅馆里耗了20天。终于在一个小旅馆里见面。对方是个女的，见面后从胸罩两侧拽出两段被扯散的录音带。冯仑哪见过这个阵势，着实惊住了。 再后来，这样的阵势纯粹是小儿科了。 在他的《野蛮生长》一书中，他写了一段一个朋友被骗到KTV，对方拿刀顶着背要求签合同的事，这个朋友就是王功权。当时的万通六君子之一，时任万通的董事长。 相比之下，刚从机关出来，文质彬彬的冯仑他们并不吃香。说着“正经话”的冯仑发现自己不够黑，不够狠，“太纯洁了不行”。 后来他专门研究了一本书，《坚硬的稀粥》，“粥都能硬起来，操他妈的！我们就不能么？”冯仑说，慢慢地自己也成了糙人，俗人一枚，骂娘说脏话，来硬的。“瞧准了人，知道什么时候下家伙，眼睛像个X射线。” 这样的段子不是仅仅发生在冯仑身上，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财富诱人，但是法制不健全，多少有点混世出英雄、豪杰多莽汉的感觉。 很长时间里，冯仑的形象不加雕琢。他甚至跟黑社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业家群体当中，他从来没有被人诟病过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的另一些群体眼里，冯仑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他不是低俗到没有底线。如果涉及违法乱纪，他就小心再小心。牟其中入狱前，打电话向冯仑借钱。冯仑专门找人商量，借给疑犯钱会不会有风险，最后回复牟其中，在判决之前不借给他钱，判决后如果家人生活困难可以借给他做补贴。 冯仑一直以“做夜总会里的处女”来标榜自己。 “那你不纠结么？” “习惯了就舒服了。” 如今，微博一热闹，处处揭短，冯仑反而觉得，“很好”。 “以前很多人只生活在幕布前面，光鲜照人，幕布之后的乱七八糟永远被遮着。现在没有台前幕后了，都曝光在观众面前。后台和前台反差大的人更容易受挫折。” 房地产商被骂了很多年，冯仑却很释然。“我们从最屌丝白手起家，有低俗的一面，没必要掩饰。因为我们脸掉地上了，大不了就是再捡起来，用不着装。那些总是光鲜、没把脸掉过地上的人，才不好过。” 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让他觉得多了一些公平。“你说我俗，但是我不装。有比我更恶、更俗的人，只是装得一本正经。” 冯仑喜欢去台湾，他觉得又热闹又好玩。“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骂过，电视上整天打嘴仗。但是，台湾的政治很透明啊，人民的生活也不是因为有批判的黑暗就过不下去了，反而会很好。” 就像，他可以说低俗的话，但内心坚持的东西没变。他第一次听说崔永元在做《口述历史》这事，觉得这家伙太牛了，做的是正事，好事。于是和王石一同赞助崔永元的项目，一直未间断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