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让山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也开始思考，腐败的症结出自何处。 放眼全国，凡是资源优裕的地方，几乎都是腐败重灾区，这也成为困扰资源大省山西的一个魔咒。在过去，山西煤矿“多、小、散、乱”的格局，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矿难频发，也为腐败滋长提供了肥美的土壤。为此，山西数次试图通过转型发展，去除沉疴痼疾。 然而，几乎每一次转型的努力，都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在行政手段主导的平台上，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又给权力寻租创造了机会。原本腐败横生的煤炭领域，只是一次次地重新进行权力的洗牌和利益再分配。 功利的转型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告诉记者，山西的经济转型，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 1987、1988年，国家对山西能源化工基地上千亿元的投资基本结束。由这种投资支撑的高速发展的该省经济，疲态初现。“六五”期间(1981-1985年)，山西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1.6%，到了“七五”(1986-1990年)，这一速度跌落到5.9%，下降了近一半。 此时，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沿海省份的经济，正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增长。其中增长较快的两个领域，一个是外向型经济，另一个是轻工业。 一个由山西社科院院长刘贯文领衔的团队，开始做一个该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在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的前提下，发展一些其他产业，尤其是轻工产业。 这是一个注定不会在决策层产生影响的方案。此前几年，国家重金打造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此时雏形初现。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央政府还是山西省政府而言，结构调整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发展的高潮。此时，经过了“七五”期间低速的发展，山西在全国的GDP排名，已经掉到了第20名。 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经济上要“上新台阶”的战略。山西当时的总结是，该省经济之所以落在后面，是因为招商引资不够。而要招商引资，就要加强硬件设施。于是就提出来“三个基础”和“四个重点”，前者指农业基础、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后者指挖煤、输电、饮水、修路。 1993年，山西省开建太原至旧关的高速公路，大大缩短了通往北京和天津的时间；太原至长治、汾阳至柳林、运城至风陵渡的二级公路也开始修建。太原通往地市的公路骨架开始形成。此间，山西还修建了引黄工程，上马了阳城电厂，变输煤为输电。 上述举措，一方面让过去一直困扰山西的输煤问题大大缓解，同时解决了发电问题。此轮过后，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强化。 此时，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显。当时，省委书记胡富国倡导的奉献精神，在几大工程的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行政调配与腐败之间的关联受到了抑制。 接下来是1999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成为全国能源基地16年的山西省，第一次经历市场需求不足的压力。潘云还记得，当年大同矿务局有个口号，叫“人人230(指每月工资230元)，勒紧腰带过难关。”挖出来的煤卖不出去，就直接倒到沟里。 1999年，山西省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当年10月，山西省在运城召开“调整产业结构”大会，达成的共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山西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潘云说，以前说的都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次说的是“经济结构调整”。 山西省提出了一个“1311”规划。即在2001至2005年，要集中抓好1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0个战略性工业潜力产品、10个旅游景区景点和100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10年的目标则是，争取使产业的优化升级达到全国中等甚至更高的水平。 但十年规划的话音未落，煤价开始陡涨。接下来就应了潘云的一句话：“结构调整的一个规律是：每次到了经济不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应该调整；一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就自然而然选择发展快的产业。” 这一阶段，煤矿正处于价值最被看低的时候，官员缺少腐败的动力。但这一阶段的很多低价转让项目，在煤价上涨了以后，被很多人解读为有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但潘云认为，此时的一些低价转让项目，正是煤炭产业在低潮时实际价值的真实体现，因为谁也无法预期煤价此后的大幅上涨。在这一轮的资源整合中，腐败问题时有发生，但尚未形成气候。 山西省煤炭厅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煤炭整合中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与对煤炭市场的预期有关。如果预期收益很高，手握权力的官员就很可能会“雁过拔毛”。 山西九成焦化公司董事长连九成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在1995年开始申办一个煤矿，经过8年的辗转，终于在煤炭看涨的2003年拿到了一个煤矿的资源许可证。此时，煤矿所在的宁乡县一位领导希望自己人参股，并想通过压低连九成此前的投入，使自己人能以同样的投入占据更多的股份。 这位县领导只给了1500万元的估价，遭到连九成的拒绝。毕竟，为了办理这个煤矿，连九成有发票的投入就已经达到2000多万元，这还没算上一些摆不到桌面上的投入。 合作失败后，这位县领导就给县里负责审批的部门打招呼，给连九成办理手续设置障碍，致使该项目最终流产。 整合的“机遇” 2004年，山西省长张宝顺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发展”：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和谐发展。潘云说，这是山西省委文件里，第一次用“转型”这个词。 在宁乡县煤老板高山虎的印象中，2000年及以后的几年，煤矿一直处于连轴转般的转型中。“政府对煤矿产量的要求，一开始是3万吨，接着是9万、15万、21万、30万、60万，最后是90万吨。” 他说，自己有很长时间一直在办手续的路上。“5万吨还没批下来，就要改成9万吨了，9万吨还没批下来，又要改成15万吨。中间就是净办手续了。” 办手续的“办”字，很大一部分含义是打点官员。官员的权力在于，他不说不给你办，但他可以拖着。对于日进百万金的煤老板来说，算过这个账以后，通常都会选择“破财消灾”。 一位煤企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申办煤矿许可证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打点细节。记者发现，这是一个各个环节均需要打点的系统工程。转型给了这些官员新的机会，他们权尽其用，让政府对转型的良好预期大打折扣。 整个过程大体可分为整理资料、找代理公司、资料审核、局长预批、现场检查、获批等环节。在整理资料环节，主要是让县、市的有关局领导签字。需要签字盖章的数量在10个左右。通常，一位市主管副局长签字的价码是五六千元，公章的管理员要500元。 资料签字完毕后，要到山西省相关局门口找一个代理公司。找他们的目的是让其看材料全不全。如果齐全，他们就收8万～10万元的“资料费”。这个环节，是为了使递交的材料不会因材料本身的问题打回。 如果代理公司发现某项指标没达到，还需要做工作，比如请人测量煤矿的储量、工作面等，自己做和请核代理公司代理的花费相差巨大。“自己做要50来万，找代理20万就行了。” 材料准备好后，就送到办证大厅的窗口。工作人员可能以种种无厘头的理由拒收。这时候就需要“意思一下”，通常每人要5000元。 然后是局长预批。预批后，要去现场对照检查。负责此事的人可能列出种种理由推迟检查，这时候也要再“意思一下”。这个费用通常要1万至2万元。到了矿上，前来检查的官员要下井，也要一笔不低于1万元的费用。 检查完后，一般情况下都会让矿主整改。这时候要“好吃好喝好玩伺候着”，以赢得对方的好感，以求整改后能顺利通过。 这位煤企负责人说，上述整个过程约需4个月以上，总的花费在100万元以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这个过程要更艰辛一些。 这笔看似很大的费用，在煤老板看来却没有多“大单”。这些日赚百万金的煤企负责人，很会算其中的投入产出比，并对其中的潜规则熟练运用。官员也明白煤老板的心理。于是，双方在一个潜规则的作用下相安无事。 煤炭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无序的开采，政府的监管不力又加剧了这一趋势，煤矿的安全问题从此进入高发。从2004年开始，山西省矿难频发，甚至有官员因此去职，安全成为山西省最大的政治。在这个背景下，从2008年起，山西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煤矿整合。 这一次整合，山西省意在通过大集团吞并小企业的办法，使煤矿集中在管理更加规范、开采更为科学的大集团手里，淘汰年产能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降低煤矿的安全风险，同时为煤矿的进一步升级创造条件。 这是山西煤炭产业的一次“回炉”。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改变国内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央提出“有水快流”的煤炭开发方针。在“国家修路，农民挖煤，大中小一起上”的氛围下，山西小煤矿遍地开花。在煤炭产量迅速爬升的同时，也带来了乱开滥采、安全措施不力等方面的问题。 此次由“放”到“收”，说明山西煤炭产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此前的产量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 截至2010年9月份，山西煤矿的数量，由2008年底的2600座减至1053座，压缩了60%；产量30万吨/年以下的矿井全部淘汰，70%的矿井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 同时，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多家，缩减率94.1%；形成了4个年生产能力1亿吨和3个500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企。 这次整合，不仅使长期困扰山西的安全问题缓解，也为煤炭产业接下来的技术升级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让长期困扰山西的煤炭产业的吸收效应、煤炭暴利的归属以及环境等外部成本的承担等问题，有了一个更接近于解决问题的前景。 但行政手段在整合过程中的大量运用，也制造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和腐败的机会。 与单个煤矿提升产量式的转型不同，煤矿整合涉及到谁来做整合主体、谁做整合客体的问题。山西九成焦化公司董事长连九成说，这涉及到一个是否会失去以后发展机会的问题。 他现在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他是一家焦化企业，希望能收购一家煤矿以延长产业链，但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主体资格——去年，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他的企业被另一家焦炭企业整合。 他一直对这一次整合耿耿于怀：整合他的企业，产量与连九成自己的企业一样，都是年产量60万吨。“为什么就偏偏指定他来整合我？而不是我去整合他？” 但政府无法给他一个充分的解释——按照山西省的整合计划，全省焦炭行业的整合必须在去年12月28日前完成，否则地方官员就可能因此承担责任。 在政府强力介入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想出了一个规避的办法——伪整合，即名义上整合了，而实际上没有整合。操作的办法是几家面临整合的企业约定，名义上整合成一家符合政府要求的公司，但仅仅是为了在整合行动中蒙混过关，实际上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