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治标即无本可治 过去600天关于反腐的欢呼中，人们总是不免对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津津乐道。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近2亿元人民币现金，办案人员从某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还有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据说是在参加省委常委会时，被当场拿下。 对于此情此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评论说：“昨天还意气风发指导工作，今天就雷霆万钧被拿下，这已成为反腐‘新节奏’。毫无征兆的动作、又快又稳的手段，就是要斩断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形成有效的心理震慑。伸手必被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谁贪污腐败，谁就是下一个被突然带走的人！” 然而，反腐揪出的贪官日多，查办贪腐宣布的速度日快，媒体报道、民众谈论的声音日大，一些怀疑之声也逐渐出现。有论者认为，腐败不可不反，但应适可而止，否则，会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有论者认为，持续的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官员“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尽可能的不干活，少干活，内部为求自保一团和气。 事实上，纵观世界史，无论东方西方，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各国现代化、城市化加速阶段，腐败高发、易发都是普遍现象。“以去年的美国奥斯卡影片为例，《为奴十二年》《卑贱人生》《美国骗局》《华尔街之狼》，都展示的是美国‘进步时代’甚至最近三十年政治社会中权力与金钱的危险关系。”一位接近纪检机关的人士评价说，从目前揭露出的案件看，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重心所在，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一阶段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这段时期都是腐败高发期”。 一方面，社会各界需要正视腐败现象丛生的现实，另一方面，正视并不意味熟视无睹——相反，越是高发、易发，才越需要纪检和司法机关痛下狠手。 腐败对资源配置与价格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严重阻碍，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如社会心理、治理制度的戕害更是难以估量。“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已经于经济增长无益。”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腐败从根本来说，就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受自由裁量权力的影响越大，腐败的机会就越多，“我们要认识到，现有体系中形成了许多既得利益，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所以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反腐是行动手段之一”。 反腐与改革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习近平新政的“一体两翼”。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但在利益格局已经被既得利益集团“封建化”、改革共识因为社会矛盾加剧而难以凝聚民众合力的背景下，以反腐打破固化利益链条，高压肃贪聚拢党心民心，从严治吏护航改革深化，是中央纪委重拳出击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学者任建明对财新记者说：“反腐败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保障和基础支撑，反腐败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魏德安对中国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评价甚高：“这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反腐行动，而且不断地在查高层官员，强度很高。从质量、系统性上说，此次的反腐行动也都比以前更为突出。” 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的坚定反腐，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每当中国有高官被调查或被限制行动，很多人都说，看，腐败有多严重。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只是在人们的传言中，没什么人真的受到查处，很多腐败官员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起诉。在中国，不仅人们传言腐败的存在，而且有大量腐败官员正在被查处，这就把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区别开来。” 在任建明看来，与之前中国自身的反腐败相比，这一轮反腐也有了“质的不同”。他向财新记者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实质性特点：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等表述不仅写进党的文件，也以实际行动落实)、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在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等方面有新的进步)。 王岐山走马上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即在2013年1月的一次中央纪委研讨班上阐述了自己的反腐战略思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与十年前王岐山任职北京市长期间对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的思考如出一辙。新华社一篇名为《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人物特稿中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持续600天的高压反腐，已经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作用，亦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众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讲，治标虽才发动，治本的时间已经开始赢回。 “反腐对党内外产生的震撼是空前的，它对干部思想上产生的震动和威慑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教授说，“很明显，现阶段干部冒风险违纪的很少。” 任建明也认为，这一年多，治标方面有很大的改进，打击腐败的震慑力明显提高，遏制效应提升，“坚持下去，腐败蔓延势头可望得到遏制”。 任建明历数了治本方面还面临的诸多挑战：“深层的制度、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发生的原因，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开展。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权力结构的改革，民主政治的展开，难度很大。微观上，腐败高发领域的制度能否得到实质性改革，也面临很大阻力。” 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魏德安也强调了中国反腐“治标的长期性”和“治本的艰巨性”。 “一两次反腐行动不可能根除腐败，中国必须像现在这样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行动来排除腐败官员、震慑那些想要腐败的官员。”他说，与此同时，也必须改造国家的官僚体系、行政体系和政治文化。既要惩治腐败，也要防治腐败，“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致力于修建规则与法律，更需要培养出廉洁的文化。这样的过程往往缓慢，不乏挫折，但不能失去耐心”。 中国的领导层显然对此心知肚明。201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下称中央反腐五年规划)中，在“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的同时，还强调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包括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 今年5月，中央军委印发根据中央反腐五年规划精神制定的《贯彻中央精神 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规划》；6月30日听取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审查报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备受关注的纪检体制改革也将进入实操阶段。会议强调，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关键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会议再次指出，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落实各级纪委正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要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探索开展专项巡视，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 这些标本兼治的大政方针与制度变革或许拗口难读，但如果真能落实，其意义和威力比杀鸡儆猴更为长远有效。 “仅仅是权力内部的自清仍然不够。”蔡霞教授补充道，目前反腐的主要举措是加强纪委的权力，强化纪委的职能，“这将强化纪检委的独立性，减少干扰，但还要发展党内民主，如何使党内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如何使党员有能力监督领导干部。”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并迅速成为第一时间发布重要案件查办信息和接受网络信访举报的热点网站，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官网的“在线访谈”互动交流板块，密集邀请云南、黑龙江、甘肃、江苏、海关总署等地方和部门的纪检工作负责人与网友交流。据介绍，中央纪委官网的日页面浏览量(page view)达150万-200万次。 另一方面，反腐案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以及在军队反腐、媒体反腐等方面的突破，也给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的反腐全民参与提供了契机。 过去的600天里，一批坚守社会公器大旗的中国媒体，在报道中石油、四川、山西、江西和谷俊山等腐败案中不惜工本，屡立战功，不仅为官方反腐力量提供了群众动员和舆论引导协助，其调查报道的事实也经常对案件查办起到补充作用。 “你们基于事实的严谨报道，有力地杜绝了一些社会传言和外媒对真相有意无意的歪曲和抹杀。”一位财新读者在一封致财新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在引用你们的反腐调查报道。我想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在重大政治新闻上获得外国主流大报仰视的国际领导力。” “我希望明年毕业的时候，能够回国参加打大老虎的调查报道，不管是作为你们的同事还是同行。”这位在美国攻读电视新闻的中国研究生写道。 打虎已经600日，再一个360天过去后，还能看到打大老虎的消息吗？新大老虎又会是谁？全国人民都在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