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严格规范和解程序，确保和解执法的严肃与公正 行政和解在程序上虽然需要监管机构和案件当事人进行双方乃至多方的协商，并签署和解协议，但不等同于纯粹的经济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仍然是一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行政执法行为，在程序上必须作到公平公正、严谨规范。行政和解的程序包括监管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协商谈判、必要时的公开听证、利害关系人等第三方的参与等。这样做，可以避免和解过程中监管机构利用职权压制或强制当事人的意愿，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使受害者等第三方的权益在和解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与维护，从而使行政和解建立在兼顾各方利益、更为公平合理的基础之上。 在我国资本市场实施行政和解制度的程序上，一是明确监管机构不能主动提出和解，只有在对案件进行了一定的调查，且当事人主动提出和解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行政和解。二是要求监管机构受理当事人的和解申请后，应当继续进行调查，相应的证据收集工作不能停止，防止因启动和解而丧失调查取证的时机或者证据被毁损、灭失、转移、隐匿，直至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方可中止调查。三是对行政和解的期限要有明确规定，对超过期限而仍未达成和解协议的，要终止和解程序，不能“久和不结”，以免出现有损投资者权益的不良变故。四是在涉及各方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方面，要建立包括受害投资者投诉、听证、专家咨询等在内的程序机制，保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四）严格坚持公益目的，务必保持监管强度和效果 行政和解协议虽然是监管机构与案件当事人所达成的，但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和解的目的却并非是为了案件当事人的个体利益或者监管机构自身的利益，而是从维护投资者权益等市场的整体利益出发的一项公益行为。因此，无论在是否同意和解、收取多大数额的和解金，还是在和解协议的履行、和解金的管理使用等问题上，都应当坚持公益性的原则，不得利用行政和解为监管机构放松执法提供空间，甚至“花钱买平安”，更不能使行政和解成为相对人降低违法成本的渠道。 由于和解成功后行政调查终止，相对人不会再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机制安排防止监管机构和相对人滥用这种制度空间。一是采用行政和解方式结案要有利于及时纠正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减少涉案行为对资本市场的不良影响，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对于当事人的涉嫌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当事人对监管机构的调查、检查拒不配合的，不得进行和解。二是行政和解中当事人必须承诺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整改，主动消除、减轻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危害后果，并承诺不以行政和解作为其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所涉民事赔偿诉讼的免责或抗辩理由。三是行政和解具有行政处罚的替代功能，当事人交纳和解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其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当事人不得就其所交纳和解金寻求保险赔偿、税款抵扣或者其他补偿，不能将其自身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转嫁给他人或社会。四是对于当事人未按照行政和解协议约定履行承诺的，监管机构应当继续进行调查，依法决定是否进行行政处罚，并将当事人对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记入诚信档案。 三、稳妥推进证券期货行政和解试点工作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行政和解制度，但行政和解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了关注和认同。2006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 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明确提出要“增强运用协商、调解的办法解决行政争议的意识”，“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和解制度”。近年来，有关法律也从各自的角度对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与当事人进行协商处理的制度，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如《行政强制法》规定了执行和解制度，《反垄断法》规定了涉嫌垄断经营者承诺放弃垄断制度，《反倾销条例》规定了境外出口商作出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的价格承诺制度，《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则规定了复议过程中被申请复议的行政机关可以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等。这些制度规定虽然与典型、完备的行政和解制度相比还存在差异，但体现了行政和解制度内在的法治精神和理念。立足我国证券期货监管所面临的现实，借鉴境外市场的经验，在证券期货监管领域引入行政和解制度，既符合中央的政策要求，也有相关的实践参考，符合现代行政执法改革的方向。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立法基础、执法环境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可以抓紧研究论证行政和解的相关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本着务实审慎、稳健周密、逐步推进、不断完善的原则，稳妥推进相关试点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