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理性 2011年10月21日，冯仑当选为阿拉善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 两年的会长任期内，在冯仑的主推下，阿拉善的治理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 冯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厘清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关系。2008年，阿拉善生态协会出资成立了阿拉善环保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是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唯一捐款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但在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小钢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右口袋进左口袋”的比喻形容当时二者的混乱关系。“界限不清，对两个机构的公信力都会造成影响。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一个社团，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是一个基金会。二者适用的法律法规完全不同。”刘小钢说。 袁天鹏对与冯仑的第一次相遇印象深刻，那是2008年阿拉善的一次理事会上，袁天鹏提交了《阿拉善生态协会议事规则》草案，并作现场解读。“冯仑主动递上名片，似乎对规则挺感兴趣。” “他多次提到基金会跟协会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要走不同的法律程序。”袁天鹏回忆道。 在冯仑的一再敦促下，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最终得以进入各自的轨道独立运行。 在冯仑担任会长之前，阿拉善生态协会每个季度召开的理事会上，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一般的会员，全都可以发言。大家观点各异，争执不休。冯仑上任没多久就发现，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治理模式。随后，冯仑开始主导改革阿拉善的治理模式，明晰了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各自的职责。召开理事会时，监事和章程委员仅是列席，在决策过程中不发言，除非出现理事会违反章程的情况。“冯仑把三者的边界弄清楚后，理事会的会议效率大大提高。以前决策一件事，开三四个小时会都未必能完成。现在两个小时的会议能够解决多件事情。”刘小钢说。 冯仑在阿拉善推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并非没有障碍。身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的任志强，素有“任大炮”之称，他很受不了不让他发言的会议，刚开始，经常听到中途就走。“你请我们来，又不让我们发言，我们在这儿干嘛？”任志强对冯仑抱怨道。冯仑回应说：“现在是开理事会，你不喜欢听可以走人。” “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家长在说话，老婆、孩子都得听着。如果丫鬟、司机都在那里吵闹，这日子还能过吗？”冯仑说。 “在冯仑的主导下，阿拉善实现了有效率的民主议事。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刘小钢告诉《中国慈善家》。 除此之外，冯仑还初步建立了规范的会员发展制度。之前，阿拉善发展新会员时，朋友介绍朋友加入的情况居多，有些人并非真正认同阿拉善的理念，因此入会一两年后就退出的情况时有发生。冯仑想出了一个点子：通过路演的方式推介阿拉善的理念，让潜在会员加深对阿拉善的认同，“企业家参与公益的价值何在”“企业家参与公益背后的逻辑”等都是冯仑经常演讲的主题。仅2013年一年，冯仑为阿拉善外出路演发展会员已达十余次。 “在商业上，冯仑尊重规则，坚持‘守正’。在做公益时，体现出强烈的制度理性热情。这与他经历过中国商业生态从无序到规则建立的过程有关。此外，他还是法学博士，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慈善研究专家分析道。 冯仑的制度理性也有不灵的时候。他曾与刘长乐、陈东升、马化腾、王石、万捷等人参与了一家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保护基金会。“这个公家部门特别认真，把基金会当成它的一个部门。我们也不好意思多说，结果做得很沉闷。治理层面上，它就像一个新媳妇穿着一件旧衣服，慢慢地，新媳妇的心也变旧了。”冯仑说。 走向世界 冯仑个人在公益方面的成长反映出来的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集体成长。他认为，近十年，中国内地企业家群体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实际推动力，已经超过了台湾。他们在向国际同行学习公益经验方面的热情，也丝毫不让台湾企业家。 2008年6月9日至19日，由阿拉善时任会长王石带队，王石、冯仑、杨鹏等16人组成美国考察团，前往美国考察学习公益机构的运作。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首次组团去美国学习公益机构运营之道。在美国，他们考察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美国著名基金会及公益机构，从中学到了如何制定战略、如何与政府合作、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募集资金等专业的公益组织运营知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前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专门抽出了一上午的时间，在财政部接见了他们。 在那次考察学习中，“永久性公益基金会”“设定寿命的基金会”等公益专业词汇，第一次进入冯仑的脑海。“我对美国公益的两个方面印象深刻。第一是治理，公益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治理是第一位的。第二是了解到公益必须可度量、可考核。当公益组织不可度量的时候，捐赠人就会有疑虑。”冯仑告诉《中国慈善家》。 冯仑也是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等会议上的常客。“我这人好奇心重，我老想扒开门缝看有啥事没看明白，门缝扒完了扒窗户看，实在不行就进去看。”冯仑说。 在阿拉善，冯仑也在加快学习国际先进公益机构的步伐，借鉴他们的方法推动中国环保进程。“我们给了生物学家吕植2000万，她致力于保护因滥采滥伐惨遭破坏的三江源。未来，我们可能会借鉴TNC（即大自然保护协会，是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的自然环境保护组织之一）的模式，租赁一些土地加以保护。”冯仑透露。 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时，冯仑与牛根生、张欣一道受到邀请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听了比尔·盖茨讲他在中国雇佣科学家研制疫苗，然后到非洲发放后，冯仑深受启发。“这事有意思，中国的科学家佣金相对较低。此外，比起直接资助病人去医院看病，研发疫苗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公益要讲效率和注重资金的杠杆作用。”冯仑说。 他也开始借助外力，实现他的国际化公益与研究梦想。 2008年8月26日，由冯仑一人投资的世界未来基金会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并于2009年2月20日获得新加坡政府批准，成为一家公益慈善机构。现在，冯仑已向这个机构投入数百万元，打造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博士论文奖”及“亚洲垂直城市国际设计竞赛”两个品牌项目。 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冯仑是这样考虑的，“新加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伦理环境，加上强大的科研体系和教育，可以从更高层面上科学地对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城市发展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能惠及整个亚太区甚至全世界。” 目前，除公益外，立体城市是另一个让冯仑兴奋、投入激情和时间的项目。 2009年12月8日晚，在哥本哈根“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上，冯仑首次正式向外界阐述了他的“立体城市”梦想，其主要内容是：在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建筑面积600万至1000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至20万人口的高密度建筑群。王石第一次听到这个构想时，对冯仑说，“这像童话。” 今年，由冯仑联合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王兵等投资人成立的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土地开发规模，已经超过万通地产。“公司有望在今年实现收支平衡，明年肯定能赚很多钱。”冯仑对此信心十足。 “我永远都站在未来看现在。刚开始提出‘立体城市’时，很多人说我瞎掰。我一点都不生气，如果觉得不爽，我就到历史里找，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二百五多得去了。”冯仑笑着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