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在2008年之后，作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全球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 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 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 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 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 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