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能够手到擒来。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虽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这个话恐怕最多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见中国的货币越发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们就曾推论，货币及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我们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测：中国正在进入流动性陷阱。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而这个意外，可能正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 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 换言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独特表现(其实并不独特)之上的中国模式，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幼稚错觉。 在同样的意义上，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论”，也仅仅是一个听上去有些诱惑的修辞而已。 在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全球市场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这个裂变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仅仅是出于某种信仰的传统方法论来理解未来的中国经济，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剑。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萎顿，不少论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历史镜像。他们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诸多经济指标加以类比，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