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加征关税对产业链影响有多大？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产业转移正悄然发生。其中电机电气和机械器具两大行业转移最为明显，中国台湾、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受益者。就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全球产业链或将持续：美国进口将逐渐转移至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出口逐渐转移至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长效之策。 4.1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转移 美国对中国在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等行业进口依赖度不高，加征关税后美国已逐步将机电、机械行业进口转移至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从美国进口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为美国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占美国对应行业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41.9%和32.1%，均不足50%，表明美国对中国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等行业依赖度相对较低。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机电电气、机械器具比重快速下降，分别降至34.6%和21.3%，下滑7.3和10.8个百分点。2017-2019年，美国从越南、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进口电机电气上升较快，占美国进口电机电气总额比重分别上升3.6、1、0.7和0.6个百分点；美国从墨西哥、中国台湾和法国进口机械器具上升较快，占美国进口机械器具总额比重分别上升1.7、1.6和1.2个百分点。 从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机电电气行业或将转移至越南、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机械器具行业转移至中国台湾、法国和日本，此外伴随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产业升级，预计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至越南、孟加拉国和韩国。如果用进口增速变化反映未来市场开发潜力，机电电气方面，美国从越南、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124%、14.3%、18.4%和13.4%，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116、16和15和12个百分点；机械器具行业，美国从中国台湾、法国和日本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75.7%、61%和10.4%，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58、56和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从越南、孟加拉国和韩国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16.6%、12.8%和21.6%，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7、14和13和百分点。  4.2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转移 中国对美出口依赖较高，美国的待开发出口潜力、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均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中国对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或地区出口转移的概率较大。根据ITC给出的市场开发潜力（Export Potential Map）数据，美国仍然是中国待开发出口潜力最大的国家，待开发出口潜力为1702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德国、中国香港、印度和越南，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260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58%。分行业来看，除美国外，电子设备行业领域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德国、墨西哥和印度，其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1129亿美元，占中国对美电子设备行业出口的77%；除美国外，机械行业领域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德国、印度和墨西哥，其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38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机械行业出口的58%；除美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有德国、英国、越南和法国。 相较于美国而言，中国出口转移需求及出口转移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基数大，本质原因仍然是中国尚处于全球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产品全球竞争力仍弱。因此，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效之策。  4.3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受益国，且持续开展 对外贸易活动。1-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减少至-12.3%；但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速36.4%，较去年四季度上升近30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7月，越南已与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成为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较越南靠前23位，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方面好于越南，外商投资总额是越南的12倍，但越南的企业经营成本较中国更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租金、房价、企业税负、水费、汽油、柴油和电力分别相当于中国的31.8%、68.6%、15.2%、10.4%、80%、51.5%、84.5%、78.3%和87.5%。此外，越南获得信贷、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成绩卓著，外商投资占GDP比重较高，近年来FDI投资快速上升。根据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排名排在46位，越南排在69位，落后于中国，从细分指标来看，中国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数方面好于越南，但越南在获得信贷、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排名靠前，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方面，2017年中国、越南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分别为1682亿美元和14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4%和6.3%。  5 科技、学术、投资限制影响有多大？ 5.1 中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短期影响中美科技创新效率，长期倒逼中国产业升级 短期来看，中美科技脱钩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对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冲击较大。当前中国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集成电路等领域自主研发能力较为薄弱，对进口依赖度较大，2018年中国半导体设备自给率13%，中国集成电路产量1739.5亿个，进口集成电路4175.7亿个，达到产量的两倍；集成电路是ICT的核心器件，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芯片需求量上升，而贸易摩擦升级或导致芯片供给在短期难以提高，致使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芯片自主研发的缺失将导致中国ICT产业技术落后甚至威胁到国家信息安全。另一方面，中国是大部分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消费市场，高通、INTEL、德州仪器等美国产业巨头对中国市场依赖非常严重，销售占比都在30%以上；特朗普对中国科技企业出口打压，必将推升美国科技企业成本。 长期来看，中美科技脱钩将倒逼中国自主创新及产业升级。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集成电路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国家投资基金，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基金支持。截至2018年底，一期投资基金基本完成；201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指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在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国产替代仍需要时间。  5.2 中美学术交流中断，导致中国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 短期内美国限制与中国的人才交流将增加中国对非美国家或地区学术交流，非美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与美国仍有差距；但对美国来说，留学生的减少将影响其教育收入和就业岗位。长期来看不利于中美加强文化理解。近年来，中国学生留学意愿高涨，2018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66.2万人，同比增长8.8%；根据study in UK的数据显示，20.1%的中国留学生将英国视为留学首选，17.1%的留学生将美国视为留学首选；若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限，短期内，英国及其他非美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生将会增加，但由于美国拥有顶尖的学术资源，中国获取顶尖知识的能力将受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行业是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行业之一，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2017年，全美共110万外国留学生，创造美国高等教育收入394亿美元，为美国增加45万就业岗位；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36万人，占美国全部国际生数量33.2%，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交流对美国的教育行业产生冲击。 5.3 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影响中国企业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 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趋严对中国技术性海外并购不利。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迅速增长，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美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密切关注涉及美国人个人数据的中国投资,此前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计划斥资12亿美元收购速汇金（MoneyGram International）、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斥资27亿美元收购Genworth金融集团均遭到CFIUS阻拦与推迟。另一方面，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趋严不利于美国硅谷创新企业发展，这些企业在天使、VC等融资过程中需要遵循FIRRMA的要求，容易面临交易延误、支付额外费用等问题。 6 应对之道 1）美国方面，近年来逆全球化抬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根源在于贫富差距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均，正确的应对方法包括加强再教育及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而非对华发起贸易摩擦转移矛盾，贸易摩擦解决不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比较优势、美元超发特权、特里芬难题、高消费低储蓄等根本问题。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升温，包括美国推动再工业化、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美国在全球挑起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其背后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货币超发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二是国际贸易存在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不同部门受益程度分化严重，如美国科技、金融行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受益，而相对劣势的制造业受损，美国最顶层1%的人口收入占全国收入比重从1975年的8%上升到2015年的22%。贸易摩擦难以解决美国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正确的应对办法是通过再教育及再就业，培育适应产业结构的复合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减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保持定力，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同时积极推动与非美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实现双赢，而且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盟的最大受益者。从理论上也成立，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够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化干戈为玉帛。 3）面对产业链转移，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出现的产业链转移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企业预期不稳；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面对当前出口下滑、投资不振以及产业链转移问题，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价值链重构，加快推动我国产业转移、国际产能合作。 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货币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泽平宏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