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有限的政府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记者：现在人们对改革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担心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因为权力的寻租，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而不能普及大众，就说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是不是政府要对自己进行改革？ 胡祖六：权力寻租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导致的结果，很多没有充分竞争的领域、不透明的领域，加上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导致权力滥用，导致贪污腐败，导致机会不平等，这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但职能要转变，角色要调整，功能要变化，政府不能再去负责审批钢铁项目，或者审批一个互联网的企业，只要法律法规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公民必须有这种自由，企业有这个自由。 政府的作用是保障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能做好这些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很受公民尊重与信任的，也很有权威，，是一个真正和谐幸福的一个社会，何乐而不为？ 总的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企业、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过去政府做了许多它本不该做的事情，也证明它做不好的事情，但政府该做的却没有做，导致怨声载道，各种问题丛生，经济发展受到压抑，老百姓不开心。我觉得政府确实需要改革，不是改革后政府以后就没用了就不重要了，政府永远非常重要，以后可能越来越重要，只是功能不一样，职能不一样。 我希望中国有一个高度专业有效率非常廉洁的政府，但同时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这样中国搞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记者：但是现在民众可能认为政府应该多管他们的社会福利，多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思潮：更多的去关心怎么分配社会财富，而没有更多的去想创造社会财富。 胡祖六：这种现象不健康，非常有害，部分也是被政府本身误导造成的，以前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讲了太多好话，老百姓自然就有这种预期，但政府自己是没钱的。 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最基本的医疗保险等等，这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但是不能够太过度，要把握好度和分寸，过度提供社会福利就会像欧洲一样，是不可持续的，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所以说我觉得政府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安全网，但不能搞福利社会，不能去扭曲人的积极性。 比如西班牙青年失业率是40%，年轻人可能宁愿在海滩上懒洋嗮太阳，或去踢足球而不去工作，因为它的税收太高，税后的收入跟去领政府救济金相差无几，自然没有积极性去工作。这种局面就像中国改革前的大锅饭。所以民众合理的预期需要尽可能地去满足，但是政府也有责任去引导这种预期，而不能给民众不切实际的许诺。比如，免费医疗是不可持续的，美国都负担不起，何况中国这么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户口本本身不可辩护 记者：您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怎么看 胡祖六：户籍制度与公平竞争，社会正义，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是最腐朽、最不合理的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无论从效率还是从公平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或者说一个社会学家能够扮演这种为户籍辩护的角色，户籍制必须废除。 但一个阻力是，很多大城市的人没有意识到农民工或者外地移民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担心取消户籍制，带来当地城市社保负担。这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保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 我们是个统一制的国家，一党执政，社保为什么不能够在全国范围统筹？为什么必须以地方为基础？我认为，未来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社保体系，养老或者是医疗保健不应该是地方负责，应该是全国统筹。 记者：土地改革一个重要的议题，土地流转在三中全会后可能会有进展，但是人们现在就担忧，农民对土地的依附还是比较强的，他有流转的权利，现在可能政府会强制他流转，但他有没有谁来保护他不流转的自由？ 胡祖六：我觉得土地的流转权利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产权本身的改革。耕者有其田是几千年来人民普通的愿望。土地就应该归农民，没到做到这一的话，所有的农村或土地改革都是不彻底的，都是不完善的。 土地是否流转是农民的选择，他要不要转移是农民自主的意愿和决策，没有任何人能强制，地方政府尤其不能强制他们，如果高速公路要经过他的地，就要给农民充分合理的补偿。任何人包挂地方政府都不能巧取豪夺，践踏农民的权利。 因为中国的大部分贫困人口都是生活在农村的，城市也有，但是比较少，现在政府也无财力去贫困人口很多补贴，但是可以土地改革，让农民有产权，这样土地就是农民最大的保障。 有人反对土地产权给农民，坚持所谓土地国有。 其实，私有土也是中国的，对于过时的意识形态不应抱残守缺。(胡祖六胡祖六，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哈佛大学博士。曾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理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