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hangju id=zoom> 三农问题来自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因为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劳动力和资源向其他部门的转移。农业优势的丧失先于结构调整,并且是结构调整的动力。而结构调整需要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农民的收入低下问题,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在一个解决温饱并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城乡差距矛盾和农业生产积极性低下问题就会凸现出来。这是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问题的大背景。 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也大概处于农业农村问题凸现时期。日本经济经历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到60年代,农村人均收入和城镇大概有30%左右的差距。所以,政府在1960年开始实行米价支持政策,逐年提高大米价格。接着在1961年制定了《农业基本法》,旨在能使农业劳动者获得和其他产业相当的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农业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出现在两个时间段。一是1982-1986年。二是2004年以后到现在。 80年代的问题是,过去的公社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使得农业生产力低下。当时部分地方已经自发出现了包干包产的情况,在政策松动的大背景下,国家因势利导推行农业生产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以及后续的价格和流通制度改革,释放了生产力,使得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出现大幅的增长。这种对扭曲制度的修正政策,见效是相对较快的。 而2004年以后的农业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其调整有赖于经济的自发演进,是相对缓慢的。在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到,日本农民收入提高不是因为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而是因为二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民在二三产业的兼业收入增加(农业外收入)带动的。 2007年,我国农村人均总收入5,791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村收入仅为城市的42%。虽然两种收入的定义略有不同,但即使考虑这一点,真实收入差距还是远大于1960年日本的情况(农村人均收入为城市的70%)。2007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的约为40%。再考虑农村有食物的自给自足情况,从农业收入比例来讲,我国和1960年日本(50%的农业收入比例)较接近。日本直到1975年左右,农业人均收入才和城市已经持平,前后花了约15年。因为我国目前的两者收入差距更大,收入的逐步赶超需要较长的时间是有可能的。 如果补贴支持政策继续下去,力度逐渐加大,中国粮食作物中长期的价格压力是不容忽视的。而对日本米价政策的反思,也指出价格支持造成了财政的巨大浪费,扭曲了农业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民最终的增收是依靠二三产业兼业机会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