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观点： 复盘1990 年至今的海外银行业风险成因，可分为四大类。境外汇率风险与境内宏观压力导致的银行资产质量风险（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地产风险与次级债务下的信用暴露风险（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公司）、国家债务负担及高杠杆率下的资本及盈利下滑风险（德意志银行、德克夏银行）、资产弱流动性及负债挤兑下的流动性风险（硅谷银行、瑞士信贷）。 从政府风险处置态度上看，政府逐步退出实质性的风险化解，即政府流动性支持＞实际性纾困；从风险处置节奏上看，政府更倾向于提前发现、提前应对，从风险处置手段上看，“银行救银行、银行自救”是海外银行业应对信用风险的主要处置手段。1998-2006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自发风险处置如发行债券、股票、结盟等均收效一般，政府层面处置方式更多采取国有化托管，主动处置风险意愿强；2007 到2009 年次贷危机期间，银行主动“变卖资产保流动性”，如2008 年雷曼兄弟通过出售资产、并购谈判等应对风险，但事后来看，政府在雷曼兄弟破产前拒绝救助导致风险蔓延，而破产后又通过降息、贷款援助等手段防控风险进一步延申，2010-2013 年欧债危机期间，海外银行风险管控意识进一步提升，如及时的市场融资、资产剥离、主动压降经营成本等，政府“以管代救”，如德意志银行风险期间政府拒绝直接注资救助，而协同欧盟加强银行业监管；2020 年-2023 年疫情后银行业风险期间，海外银行业更多面临流动性风险以及低利率下的利率波动风险，部分银行受制于客户结构与盈利模式薄弱，自身脆弱性提升，政府层面处置手段更多以流动性支持、协助推动资产出售等手段为主。 总结海外银行风险发展始末，拉长时间轴来看，海外银行业风险逐步由外生性向内生性与流动性传导。汇率及信用风险不再是导致银行出险的核心原因，这背后是银行主动管理风险的提升与资产质量的改善，而内生性问题成为新的核心关注点，如如何应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单一客户结构风险等。 对于我国而言，2025 年区域银行风险处置进入新阶段，风险点在于存量如地产等不良资产出清与低利率下的流动性考验。从应对结果上看，一方面区域风险自治自担的处置手段延续，如各地相继成立省级农商行以规模优势应对资产质量问题，另一方面国内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等应用拓展，如部分城商行退市或由大行托管，除此之外，资产端流动性与负债端压力也会考验国内银行的风险处置能力。 风险提示：（1）资产质量下行超预期，涉房敞口中按揭贷款和对公地产贷款不良率可能上升。（2）经济增长超预期下滑，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经济下行超预期。（3）国际经济及金融风险超预期，当前国外局势较为复杂，可能带来超预期金融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