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昊光：产业结构区域联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北京市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梁昊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需要。 京津冀经济合作空间大 中国证券报：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各地应如何定位？ 梁昊光：京津冀区域经济联系松散。从地区内部看，主要在于各地区间缺乏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产业合作。北京和天津作为该地区两个特大型中心城市，在争做区域经济发展“龙头老大”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主导产业趋同现象。二者已经形成了包括传统基础工业、高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在内的自成体系的工业体系。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虽然已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但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地方财政和就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还比较强，因而与该地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差异性还没有完全形成。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同北京以外的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也比较突出，难以形成层次分明的产业聚集。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资源难以在该地区范围内的合理流动，限制了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不合理。区域内合作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分工居多，深层次的产业合作甚少，导致三地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明显降低。 基于对比较优势认识的缺乏。京津冀各城市的发展均面临结构升级缓慢的陷阱，结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当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仅限于京冀合作、津冀合作，京津合作进展较为缓慢。作为区域客观存在的两大核心城市，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关系确实较难协调。 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各地区要素禀赋互补性和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现实。在加快改革推进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理想的首都经济圈区域建设重在创建“繁荣看京津，实力看河北”的区域联动型产业结构。用2012年数据进行计算，京冀工业内部相似系数为0.53，而同期上海与苏州内部相似系数为0.81，上海与浙江内部相似系数为0.7。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京冀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比较小，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 京津冀内京津的产业，能否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化进一步把产业集群化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圈，还有较大难度。对于北京来说，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产业合作和技术输出为突破口，加强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行业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专业化分工而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到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地区。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 中国证券报：京津冀公共服务二元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梁昊光：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基本平等和稳定的基础，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矛盾“缓冲器”作用。京津冀地区经济是我国服务业最发达地区，但是京津冀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问题特别突出，因此应解决公众普遍关注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直接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不足问题。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为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经济基础。2013年，京津冀GDP首次突破6万亿元，达6.2万亿元，占全国10.9%，天津市人均GDP全国第一；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全国第一；北京科研支出是河北4倍。 京、津分配率出现较大的反差。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首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者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近年来，北京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一路攀升，2013年达到55.16%，天津市的分配率水平低于北京13.42个百分点，河北则低于北京27.3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天津市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相比出现较大反差。 基本公共服务对新阶段社会再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公共服务是收入分配中最基本的公平对象，其在群体间和个体间发挥着同一“起跑线”或“踏板”的重要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相联系。河北省、甚至是天津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使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在京津冀区域内协同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的调整，更好地发挥其公益性质，促进区域协同的步伐，区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 肖金成：加强区域统筹规划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应站在区域统筹角度上，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最大限度发挥各城市优势，并实现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行政体制分割严重 肖金成认为，京津冀三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有很高的依存度和关联度，但长期以来，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地间的经济合作相对滞后，围绕着一些项目和资源展开的冲突和竞争接连不断，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也使京津冀三地的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同质化。这成为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此外，行政体制分割导致的区域经济割裂是急需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最为典型的是北京和天津难以处理的功能定位问题。肖金成表示，“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即是各自封闭发展的直接后果，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差、效率不高且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未来的区域合作在于消除行政体制的割裂，而不是强化这种割裂。” 肖金成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周边区域对核心城市难以支撑。周边城市面临规模过小，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功能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制约了首都的功能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短缺、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 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慢，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强，整体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不快，非国有经济发展层次不高，要素市场流动受行政制约严重，难以在地区间充分流动，“使得京津冀区域各自拥有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制约了整个大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肖金成说。 尽快建立利益分享机制 “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客观上要求将各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及区域布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每个城市的发展计划应经过调整与联合体的规划协调起来，从而确保区域经济健康发展。”肖金成说，为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议。 首先，可以建立政府间合作协调机制，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在政策设计上，既要考虑到整个区域的利益，又要根据京津冀的特点进行个性化设计。可优先探索建立产权分税制度或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尽早在利益分享机制方面加快改革实验步伐，以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的开展。 第二，建立统一市场，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并由此保障企业资源配置的区域化。 第三，促进银企合作，支持企业产业转移。金融部门要配合当地政府加快建立和整合以财政出资设立的政策性担保机构，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担保行业，逐步形成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盈利性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为补充的担保体系。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交通体系。一是整合城际公路交通和城市道路交通，积极推进大运量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二是以加强沿海经济带交通联系为目标，形成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体系；三是加强空港、港口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形成完善的航空港、海港体系。 第五，建立跨地区的生态和水资源补偿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