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最近就调整战略，将厦门、平潭、福州等地进行打包捆绑，共同申报海西自贸区。 此前，厦门已申报了自贸区、平潭即将申请自由岛，福州则觉得国家给一省好几个特殊监管区的指标会很难，于是和平潭协商一起申报。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市市长杨益民说，后来省里站在更高的角度决定福州、平潭和厦门一起申报自贸区。 按照新的计划，厦门、平潭撤回原有方案，再形成新的申报计划。整个项目将由福建省商务厅牵头推进。杨益民称，三地联合申报自贸区的工作正在运作，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 福建省提出海西自贸区方案，实际上借鉴了广东“粤港澳自贸区”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透露，广东省申报自贸区的涵盖范围是南沙、横琴、前海以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保税区，共四个区域。 广西也计划向国家申请筹建北部湾自由贸易港区。该自贸港区除了钦州保税港区、国家级的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北部湾沿岸的防城港和北海港的一部分也将纳入。 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在广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中说：“现在我们也在着手开展相关的前期工作，希望国家能利用北部湾地区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特殊地理优势，优先考虑在北部湾实行自贸区的试点。从广西未来的发展和对东盟的合作关系，北部湾应该是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省一级政府来统一申报，协调推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鹞飞看来，自贸区建设更重要的是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必须在中央和省一级层面才能确定。 谁是下一个？ 3月7日，商务部长高虎城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包括广东等一些地区提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请，商务部已与有关部门和省市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沟通。 那么，接下来将会有哪些自贸区获得批复？ 安徽显然“出师未捷”。3月5日，面对老乡代表提出的在安徽设立自贸区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直言惭愧，“现在安徽也想要批这个自贸区，一时半会儿还是做不到”。 汪洋说，申办自贸区的激情在全国是普遍高涨的，大家认为自由贸易区会成为一个新的政策高地，从而使自己能够发展更快一些，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现在的关键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政策，我的拿，但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还没有真正划分清楚。”在他看来，中部地区应该从实际出发，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革试点，这样更容易得到中央支持。 高虎城强调，上海自贸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洼地”，不是传统的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下放权力，它主要是通过制度的创新释放制度的红利和开放的红利，属于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试验区主要围绕着转变政府职能，放开投资领域的审批，投资贸易便利化特别是服务贸易方面的准入和金融改革方面进行试点。 针对国内掀起的自贸区申请热潮，高虎城表示，下一步将在评估和总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之上，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和机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筹安排之下，在其他地区有序地推开。 本月底，上海自贸区即将迎来挂牌6个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自贸区挂牌半年之际，将进行一次评估和总结；力争在自贸区挂牌一周年之际，形成第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自贸区年内在数量上铁定扩围，但“门票”有限，扩围的具体时间未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申报城市中许多都具备自贸区的部分条件，问题是我们建设自贸区想达到什么目的，“如仅仅是想做一个优惠特殊政策下的转口贸易中心、离岸金融中心，这些条件已足够，而如果是想以此推动全国发展，那还不行。” 梅新育向记者表示，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具备上海这样的条件，上海试验还刚刚开始，别的地方就想搞，即使批准，经营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在上海之后，他认为广东和天津获批的可能性最大，而其他地方“差距较大”。 国家批准哪一个作为试点，主要从战略格局、布局来考虑，需综合平衡地方发展。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郭万达曾称，广东、天津都是沿海城市，均面临着转型升级，需要新一轮改革开放，相对而言，人才、地缘优势也更明显。 “我们希望最早获批。”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说。3月10日，粤港合作第十九次工作会议在香港举行，双方签署协议表示2014年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共同研究争取扩大新的开放领域，扩展开放深度，共推广东申报自由贸易园区，探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天津省委书记孙春兰3月9日更是明确指出天津“排队在前”。她透露，天津已经减少了近60%的审批，未来还要再减少10%；中央编办也很赞成其改革方案。天津市长黄兴国强调，和上海相比，天津自贸区将在管理体制上有两点创新：设立特殊监管区和非监管区；设立贸易物流、金融服务和研发制造的三区联动机制。 自贸区不应走老路 针对各地纷纷亮出自贸区战略，高调为获批造势的热情，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隐约感觉有些不太对，“觉得他们还是把自贸区当做过去跑马圈地、搞基础设施建设、以招商引资为目的的工业园区的居多”。 王新奎曾参与设计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多次接待过到上海自贸区考察的各地官员。在他看来，众多省市申立自贸区，本身是好现象，但其中许多对自贸区的目标定位有“路径依赖”，不知不觉中重蹈了“要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老路，极易形成一个一个的改革“孤岛”，难获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红利溢出效应。 在梅新育看来，各地竞逐自贸区是有历史原因的，“以前探索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这些特殊功能区曾为获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其间太多地使用了特殊的财税、土地优惠措施，许多地方习惯了这种特殊政策，现在仍想抢占先机，图谋‘制度套利’。” “中央要求上海在没有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的情况下，能够试验出一套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王新奎表示，新一届中央政府力推自贸区，对外着眼于探索开放新路径、对内推动政府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不是经济增长。 为此，王新奎撰文提醒，必须避免对自贸试验区预期上的“急功近利”。凡涉及改革，或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框架内政策的增减，或体制机制本身的创新。政策的增减能立竿见影，但大多仅涉及局部短期利益的再分配；体制机制的创新，则关系到长期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在自贸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重政策增减，轻体制机制创新，偏离了设立自贸区的根本目标。 此外，还须力戒自贸区体制创新上的“急于求成”。他说，体制机制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协调；特别是中央要求自贸区的各项改革必须按法治化的要求推进，做到风险可控。若急于求成，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上海自贸区建立5个多月以来，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总结了许多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走”。 周汉民强调说，搞自贸区要因地制宜，不是政策攀比，更不是国家给的保险箱，担的是责任，负的是使命，其中有相当的风险，“不能一哄而上，应科学规划，谨慎布局”。 □ .邓.全.伦 时代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