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要靠民营企业 记者：说完国企，来谈谈民企，其实相对于国企生存状态，这几年民企生存状态其实大家都知道并不好，让我们也看到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接见马云等企业家时表示，"我们不仅要信任民营企业，我们还要依靠民营企业"，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中央一直在口头上一直表示支持民营企业，比如两个36条虽然先后推出来了，但是一直实行的不好。 您认为，下一步如果真正要做到政府依靠民营企业的话，需要做哪方面的政策调整？ 胡祖六：就是要建立公平的、健康的竞争环境。 企业姓国还是姓民，其实并不重要，而应该完全是中性的。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外企也好，都可以公平的竞争，这才是是最好的市场环境。 但是必须指出，如果国企垄断，就不可能实现公平的竞争，你又是裁判，又想当运动员，怎么有公平的竞争呢？所以这个跟国企改革其实分不开。 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不觉得非要给民营企业优惠政策，政府有时候很矛盾，经常说我们要扶持民营企业，其实没有必要，只要你营造一个公平和竞争性的环境就可以。可能有的国企做得很不错，它们采用了市场化的模式。有人认为国企改革不行就是因为有既得利益，就是国企不愿意改革，这也是不对的，我觉得国企老总里面大部分都想改革，他们也很不满意，他们也很痛苦，他们被五花大绑。放不开手脚，你做的好也不是，不好也不是，很难做人。 其实国企里面有很多能干的人才，但是他们被压抑、被埋没，不可能真正的去大干一番事业，所以公平竞争的环境其实对国企也有好处。但是民企通常做得更好，因为它们的积极性，动机、诱因与国企不一样。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会去精心的擦洗一辆租来的车。如果是你自己的车，你就会对它不一样，你一定会把它弄个干干净净。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私营经济的奥妙所在。 虽然邓小平不是个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经济学家，但他有这种天生的直觉，知道公有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是不好的，只要能够利益到位，比如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努力、付出跟报酬紧密挂钩，奇迹就会发生。 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肯定会更有效率和竞争力，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也是就业的主要来源。尽管国企近几年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和以前比是国企是更有效率了，但是，十年来国企部门的就业几乎没有增长，反而不断的萎缩。中国每年城镇化不断加速，这么多农民工需要进城，还有这么多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想要在国企中找到好的工作很难，基本上还是要去民营企业，以IT业为例，很多十年前甚至五年前都不存在的互联网企业，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 所以，确实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要信任民营企业，还要依靠民营企业。中国计划到2020年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到2050年成为高收入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不依靠市场经济，不依靠民营企业，这个目标将很难达到。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是靠国企实行现代化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联是第一个搞计划经济的，他尝试了七十年，最后证明完全是死路一条，才不得不去调过头来。以前我在一个大型央企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参加的培训班上讲课，我就讲了一句举座皆惊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这里指传统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最长的一条路。”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您刚才说到，政府只要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昨天我看柳传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国家当前应该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就是认为民营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拥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一群人，另外，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您认为就是民营企业家为何呼唤明确的政治身份。 胡祖六：民营企业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是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如果民营企业家自己确实信仰了执政党的执政理想和理念，他们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何乐而不为？但是如果强制民营企业家都要爱党，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苛求，我觉得民营企业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是他们最大的身份确认，他们创业的才能，创业的价值，创造的就业，创造的税收，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做出的最大贡献，就要得到认可、尊重和保护。 我对柳总很尊敬，但他如果说要给民营企业家政治上身份确认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以前十六大就有三个代表，强调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需要来政治确定的。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最好是非政治化，政治化是危险的。 记者：其实很多年以来，很多民营企业家总是想戴"红帽子"。 胡祖六：那就是因为这个改革不充分的环境中，政府过于强势，缺乏法制，财产权利保障不健全，民营企业家有不安全感。 只要民营企业家争先恐后戴“红帽子”，中国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民营企业家是否人格独立，可以度量中国改革的进展程度。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市场经济观令人鼓舞 记者：这两天其实另外一个热点，就是李克强总理的公开课，在网上受到热捧，他里面其实给我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谈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说面对经济下行怎么办？旧的思路就是刺激经济，增加货币供应量，然后通过赤字发钞票的方式带动投资，但是他认为这样做，虽然当年可能能见效，但是短期刺激难以持续，从这些话你怎么看总理的治理经济的思路。 胡祖六：我对李克强总理的见解百分之百的赞同。 我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曾和林毅夫有过这方面的交流辩论，毅夫说过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可以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我不以为然。其实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短期性，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比如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是一次负冲击，我们通过政府的支出对短期的总需求做一个弥补，但是很遗憾的是，结果后来政府就把这个短期反周期政策变成一个长周期政策，完全靠政府投资的大幅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高企，非常危险。 我是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大萧条前政府对经济自由放任的，但因大萧条导致就业不足，很多企业倒闭，需求严重萎缩，罗斯福总统新政采用了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的公共建设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帮助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 今天，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一定的时机条件下作为短期的反周期工作，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把他们作为中长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则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必须靠结构性改革，靠市场本身的效率，靠民间的投资和消费，靠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熊彼得也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靠自由市场经济竞争之下颠覆性、破坏性的创造推动经济长远增长。 人类历史没有一个经济制度比市场经济制度更有这种创新能力。 短期有的时候可以动一下货币政策，但过度的依赖货币宽松就导致了很多资源的扭曲、低效率、经济失衡，比如造成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导致债务失控的风险。 同样，如果政府老是搞赤字财政，就可能变成像欧洲今天这样的债务危机。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最后由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去通过更高的税来扭转这个状况。 但是财政刺激更主要的问题是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个国企老板跟马云去比，你说谁能够把资源配置得更好，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中国有很多廉洁、专业的技术官僚，他们可以管理建设高速公路系统这样的公共投资工程，但遗憾的是，也有大量的政府支出与投资只不过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导致巨大浪费，甚至完全是中饱私囊。 记者：李总理说了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通过改革释放红利，取消审批，然后鼓励创业，另外他在接见马云的时候也说了，自己被淘宝店主的敬业和信任感动了，明确表示了依赖民营企业家、为年轻人创业扫清法律障碍，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思路转变？ 胡祖六：显然，李总理拥有一个非常市场化的经济观，非常的令人欣慰，我觉得李克强总理头脑非常清晰，理念非常正确。只有让市场发挥主体作用进行资源配置，促进就业，推动创新，中国才有出路。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依靠市场经济才能自然水到渠成。 中国人非常勤劳的，中华民族是非常有创业精神的民族，中国人勤奋创业的能量是不可限量的。改革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公平竞争的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三中全会后的改革，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过度的、任意的、不透明的干预，政府职能要转型为做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高效率的廉洁的政府。经济活动主要是让私人企业来承担，通过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来焕发和释放中国人的勤奋和创业能量。 如果说当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是靠一种天才般的直觉，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通过按劳分配，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结果调动了中国人民创业致富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 那么我觉得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习和李都有真正系统的市场经济观，这是令人感到安慰，感到鼓舞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