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审理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一案中，起诉与庭审均绕开了其多次接受性贿赂的事实，这引发了国民要求性贿赂入罪的呼吁。权色交易的高频率，令人咂舌。据巫昌祯教授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 刑法以打击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为己任，依此逻辑，在“权力粉色化”的年代，性贿赂入罪并无理论障碍。相反，反对性贿赂入罪的理论却不堪一击： 如认为性贿赂难以查证而无法入罪。这是用程序法的困难性去否定实体法的正当性，本末倒置。殊不知，刑法的禁令维护着社会的道德底线，罪名的存在代表着国家维护“礼义廉耻”的立法努力，代表着底线是非观、荣辱观依然是“国之根本”。 如认为按照目前刑法条文受贿罪须以“财物”为媒介，而性服务只是“非财产性利益”，无法将其解释为“财产性利益”或“财物”。这是玩文字游戏。刘案中刘志军3次嫖娼，均由丁羽心提供嫖资。我们可以假设，刘接到丁的1万元现金后嫖娼(因刘拿了现金，所有法律人士都认为成立受贿)，与丁将1万元现金交给小姐让其为刘服务(因刘某没有拿到现金，而性服务只是非财产性利益，因而法律界多认为不构成受贿)，两者有何本质差别？法律解释不能背离基本逻辑与人类良知。 当绝大多数国民认为应当入罪的性贿赂长期徘徊在法门之外时，应当反思的不再是“性贿赂应入罪的理由”，而是“性贿赂没有入罪的原因”。 人生观的差别注定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应。性贿赂、包二奶等行为，虽然遮遮掩掩但仍然我行我素，也说明，部分公职人员已经在“山外青山楼外楼”中建立了自成体系的性道德观。而且，转型期的财富两极化也加剧了道德的二重性。窃以为，共同道德观的破裂，各自为政的价值观，是中国复兴的大阻碍。 刑法表达着社会的基本准则，特殊时期，刑罚之剑应当高举，以明确的法律禁令，消弭道德分化。 当然，性贿赂治罪并非推行政治禁欲主义。行为入罪时定有情节限制，对于两厢情愿、与权无涉的床前月下事，刑法的态度仍然是“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片云彩”。 谨防公职人员耽于酒色是跨时空的勤政廉政要求，酒色误国也是历史共识。对此，中央历有严格禁令，新一届政府更是励精图治。一个意在书写世界史的中国梦，不能在长裙摇曳中步履蹒跚。刑法应惊醒红颜春梦，把那些消散在温柔乡中的公权能量，聚集到兴国安邦的民之正事之上。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 .高.艳.东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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