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中间价再创新高 过快升值影响工资收入 今日（5月9日）中国货币交易中心授权公布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1925，相比昨日大幅升值55点，再创历史新高。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累计上涨930个基点。 升值过快影响工人工资水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鲁政委对网易财经表示，过快、过大的升值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受这种快速升值影响最直接的，是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这进而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鲁政委称，在日本劳动人口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日本工人工资与中国极为相似，年增长率逐年下滑，在1955-1960年间的年提升幅度甚至不足5%。当1960年日本开始出现“用工荒”后，工资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在升值之初的6年里，日本国内工人工资并未受到负面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加速。在1971-1976年间，日本国内工人工资平均增幅为17.4%。 此后，因持续升值，从1977年开始，日本的工人工资增速出现断裂性地显著下降，到1984年增速已下落到只有3.3%。 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被迫进一步升值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此后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工人工资的年增长率剧降至3.1%。 “汇率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已令企业无力像以前汇率稳定时那样能够继续快速提高工人工资了。”鲁政委称，“要想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如今人民币汇率升幅如此之大，升值速度如此之快，在影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同时，也无法实现改善经济结构的目的。 无法达成经常项目平衡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不但没有实现进出口的相对平衡，反而使经常项目不平衡的程度有所加剧。 以日本为例，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令日本出口增长水平出现了长期回落，但这却不仅未能最终消灭日本的顺差，甚至反倒加剧了日本经常项目不平衡的程度，将日本送入了持续高顺差的运行轨道。 中国海关总署昨日发布的4月外贸数据显示，4月进出口总值为3080.8亿美元，增长2.7%。其中出口1632.5亿美元，增长4.9%；进口1448.3亿美元，增长0.3%；当月贸易顺差意外扩大至184.2亿美元，显示人民币大幅升值之后，顺差并未回落。 这一点，在邻国日本几乎可以找到翻版——上世纪70年代前，日本的进口增速和出口增速几乎不相上下，而在日元开始升值后不久，日本的进口增速就开始慢于出口，此后几乎一直未能超过出口增速。虽然出口增速在放慢，但因为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不力（产业工人工资下滑），进口更慢，日本由此进入了持续高额顺差的运行轨迹，并一直延续至今。 5月7日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中国4月进口数据疲软，同比仅增长0.3%，远低于市场此前预期的10.9%；而出口数据也仅增长4.9%，低于市场此前8.4%的预期。 渐进升值有利于结构调整 历史事实表明，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升值之前，也就是在币值被低估之时，即使升值幅度较大，对经济也不会形成负面压力。因此，在人民币于2010年6月19日重启汇改之后的一年半内，小幅、渐进式升值对经济影响程度并不特别严重。 在2010年6月中旬人民币重启汇改后，人民币的小幅升值使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提高，销售量减少。对于出口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出口收入将会增加，但对于出口价格弹性高的商品，出口收入将会减少。 同时，出口所获外汇收入需要转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收入的汇兑损失。出口价格弹性高的商品收入减少得较多，出口价格弹性低的商品收入减少得较少。 总的来看，由于中国的出口类型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进口原材料所占的比例较高，所以虽然人民币升值使得最终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减弱，但是能购买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这样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有限的。 但这并不能证明，持续的快速、过大升值是可行的。 根据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在这种效应所形成的汇率低估因素被吸收完毕和企业挖潜能力耗尽之后，经济对货币后续升值速度和幅度的承受能力实际上会越来越小。鲁政委认为，“升值的渐进性是结构调整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