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八年抗战都打不垮” "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块“硬骨头”，是用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和弥补，其核心内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财税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过市场实现的分配，比如老板给雇员发工资等；二次分配主要通过政府来实现，比如通过补贴来弥补贫富差距。但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 比如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保障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显见的分配不公，却多年坚冰难破。城镇居民中，企业人员退休前要缴纳养老保险，公务员则不用缴费。但退休后，企业人员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60%左右的退休金，公务员却能达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务员退休金甚至是企业人员的4倍多。 宋晓梧回忆说，他1996年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解决双轨制问题，2004年他又向温总理当面提这个问题。“到现在两个八年抗战，都打不垮这个双轨制。” 财税制度，则是另一个重要却困难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国际上，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房产税等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税收和转移支付，财金部门处在强势地位，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把发展问题放在第一位。”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门的人说，收入差距问题谈了这么多年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不要谈了嘛，不要炒作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已征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阶层凝固”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却在中国阻力重重。一位专家透露，对这两个税种推出的最主要顾虑是怕引起大规模的资产向海外转移。 “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协法制委员会讲课，建议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在座一位领导当场就说，‘征收什么遗产税？刚刚有点财产就征收遗产税？’”一位专家回忆说。 艰难寻求共识 "至今依然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而且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大。更要命的是，这个庞大框架的每一环，都充满着争论。" 客观地说，收入分配改革受阻，并不完全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异常复杂，从上到下各方难成共识。 这些年来飞速变化的中国现实，是收入分配难题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说最戏剧性的国有企业，就从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进行“三年脱困”的窘况，摇身变成利润丰厚势大力沉的垄断企业，并因此从社会帮助的对象变成改革的对象。 至今依然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而且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原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6年参加了发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专题研究会议，从此开始参与工资分配改革。他后来渐渐发现工资分配改革要跟财政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增长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问题联系起来。 “就像一个人腿有点毛病，后来发现腿的毛病可能和内脏、神经有关，可能还不止是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连带的，必须进行全身检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问题上属同一阵线的人士，有时也分歧严重。比如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是否过大，是否需要进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争议。 “当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为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而发愁的时候，我们千万要防止过早地染上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患的‘富贵病’。”国内公认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就曾在2005年撰文写道，“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在十年前就惊呼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我认为，这种简单的判断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其结果只会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诉求。” 而对于不同时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各方也观点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据他测算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差异指标显示，2005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后，已经呈现缩小的迹象。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 同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劳动者报酬问题上。 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度《社会蓝皮书》中称，“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对于这一被广泛采信的说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专门撰文指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过是统计误导的又一个“错案”。徐同意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的观点：“按国际同比口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远远超发展中国家，在金砖四国和中等发达国家中也位居前列，与自己纵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续上升。” 对于是否应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经济学家担心这会带来失业率上升，降低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有人说，国企高管的工资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华尔街去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不能涨，要不然制造业跑到越南、缅甸去了。”宋晓梧说。 在收入差距过大是改革造成的，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两套解释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决定分配制。但是，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他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主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讲改革”，“每个人讲话都有立场，是站在财富、资本的立场，还是站在劳动的立场，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就会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晓梧看来，按这种观点推导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再次国有化、搞公有制。“现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轻人也有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 几乎在有关收入分配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充满了争论。这个缺乏共识的现实，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将依然困难重重。(.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