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分田到户，余友珍家里分得五亩菜地。当时，种好的菜，凌晨3点要起来摘好洗好。她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两百斤的菜，到武东贩卖。 1993年，随着城市扩张，东湖村菜地面积越缩越小，她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少。那时，同村的很多人闯深圳。她和丈夫一商量，花4万元买了一辆货车，打算去深圳工地跑运输。 余友珍记得，当时小女儿才4岁，不得不把她带在身边；儿子大一点，就只能丢在武汉，由老人带。 其实，当时光靠房租，余友珍家里的日子也能过得不错。“就想出去闯一闯，我没什么文化，但不能不做事。” 女儿已完全不记得父母带她去过深圳。偶尔，余友珍拿出当年在海边拍的照片说：“你看，妈妈当年出去闯，你还那么小。” 余友珍第一次外出闯荡，人生地不熟，以失败告终。“主要给工地拖砖，我们夫妇都不会开车，请个司机月薪就是两千块，但是运费很难要，加上出了个小车祸，搞了不到两年，就回到了武汉。” 虽然是富婆，脏活抢着做 余友珍坦言，除了种菜，她没有别的专长。经人介绍，她曾到武昌东亭一家印刷厂，给20多号工人做饭。这份工作干了两年多，印刷厂倒闭，她再次失业。 但余友珍一天都闲不住。1998年，邻村好姐妹王腊英在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问她有没有兴趣来扫地，就是有点苦。劳作惯了的余友珍想，那算什么苦，扫地就是做清洁，不苦。 余友珍说：“我挑过20年大粪，以前种菜时，下午五六点钟，城里工人下班了，我们要到田里浇粪，一直浇到晚点八九点。一辈子苦惯了，不做事心里不踏实。” 一开始，余友珍上早班，凌晨3点半，从岳家嘴一直扫到汪家墩，一次打扫得要两个多小时。扫到6点多，城管部门会给环卫工配送早餐，有包子、馒头、豆浆。早餐一周只送两次。不送饭时，余友珍会带点米来，煮一锅稀饭，就咸菜过早。 在同事眼里，余友珍是个富婆，可她最看不惯的，是有了钱就看不起做体力活的。有一次，一辆的士的车轮压住了垃圾，余友珍让司机把车子往前挪一挪，可司机不愿走，而且还用脏话侮辱她。一旁的同事气不过，怒斥对方：“我们扫大街的怎么了，她的钱拿出来可以砸死你！” 同事吕新胜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他说，余友珍做事认真，虽是清扫班副班长，但有什么重活、脏活从来抢着做。垃圾车来了，要把垃圾桶往上挂，她总是第一个往上冲。 房租归房租，自己要做事 刚到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徐东大街，余友珍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工资是240元。那时，她家中的房租月收入至少是工资的4倍。但余友珍认为，房租归房租，但还是要在外面做事。 身为农民，余友珍最喜欢的是房子。结婚时，她和老公住的是两间泥瓦房。在农村，夸谁家，就是看谁家的房子修得大，修得好，而且最气派的是楼房。 余友珍说，农村人就喜欢盖房，村里有句俗话，房子是个“哑巴儿子”，它可以帮你挣钱、做事，但不说话。 在没有住楼房前，余友珍的梦想就是攒钱、攒钱、再攒钱，修一栋楼房搬进去住。没想到的是，后来，她家的房子不仅做起来了，还给她带来高额回报。 2002年，余友珍已盖起3栋5层楼的私房，每月仅房租就有4000元的收入，而她当环卫工的收入仅千元左右。 怕子女变样，自己做榜样 但她没想到，房子多了，也带来“烦恼”。 从2008年开始，村里开始拆迁还建。余友珍的私房第一批就还了14套房，每套平均面积80-120平方米，当时还建小区的房价每平米3000元左右。一夜之间，余友珍的房产价值超过了400万。 余友珍注意到，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开始无所事事，有人赌博，有人吸毒。她担心她的孩子也会因此而变样，所以，一有机会就数落一儿一女：“都到外面去做事，别指望房子。” 余友珍说：“我就怕孩子们闲着，靠房子坐吃山空只会害了他们。” 就在元旦节前，她又吓唬孩子们，没得钱用了，要卖房子。儿子很惊讶，已经卖了几套房子，那么多钱怎么一下子用完了。余友珍诓称：“打牌输了。” 余友珍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特别。她告诉记者，在东湖村，跟她相似的村民还有不少，有的人手里有十几套房子，仍然在东湖欢乐谷风景区当清洁工。她所在的清扫班，有3个环卫工来自附近的村子里，每个人手里都有5至7套还建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