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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天才索罗斯纵横股市的原则

2011-5-12 08:0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67| 评论: 0|原作者: 摘|来自: 索罗斯

 黄金搭档   索罗斯是在管理双鹰基金时认识吉米·罗杰斯的。1970年,索罗斯和罗杰斯携手合作。罗杰斯是耶鲁大学1964年的毕业生。之前,他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服军役的三年时间里,罗杰斯获得了炒股专家的声誉,他甚至掌管了他上司的股票业务。罗杰斯留给索罗斯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亲英分子和自诩的哲学家。   罗杰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尔街贝奇公司,靠600美元的本钱在股票市场开始从事证券活动。现在,他开始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为索罗斯做事。公司里很多人都认为罗杰斯特别难缠。而索罗斯认为罗杰斯就是他所需要的人。这两个人拥有一些共同的特性,都极为有野心,工作非常努力,天生具有才智,而且阅读广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反向操作的好手,相当鄙视华尔街的凡俗之见和被他们认定为跟风的人。两个人虽然都很有自信,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索罗斯却比较克制。他认为没有必要像罗杰斯一样,经常宣扬自己高人一等。   罗杰斯关注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到柴米油盐;从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到世界局势发生的重大动荡,都在他的关注之列。从罗杰斯关注的问题看,人们还以为他要去当政治家,其实他更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在一般人看来,罗杰斯关心政治局势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跟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恰恰是罗杰斯比一般炒股者高明的地方。他和索罗斯一样,在视野上能够通观全局,在思想上能够纵横捭阖。他从宏观上把握局势,以此来指导微观上的股票炒作。   从一开始合作,索罗斯就以领导人、资深合伙人和负责决策的人自居,但也处理交易事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负责做最后的决定。罗杰斯则是分析师,研读数十种罕为人知的杂志,从中寻找投资方向的提示,因此两个人很快就有杰出的表现。然而在那时,新的经纪业条例实施,不允许索罗斯或罗杰斯从公司的股票经营中得到好处。几年下来,索罗斯为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赚了不少钱,成为老板的左膀右臂和公司的顶梁柱,但就在这时,这个不安分的人已经在酝酿离开,他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他要自己开创一番事业。   渴望成为独立的基金经理   1973年8月,索罗斯和罗杰斯建立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它的前身是双鹰基金,而它又是量子基金的雏形。办公室设在纽约那幢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三间房子里。这里似乎不是投资公司应该设立的地方。索罗斯说,选择这里完全是为了方便,因为他住在两条街外,可以在中央公园打网球,而且在附近的健身俱乐部游泳。尽管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不想让他们离开,但索罗斯和罗杰斯都渴望成为独立的基金经理。   在索罗斯和爱霍德·布雷彻尔德公司分手时,双鹰基金已经成长到大约2 000万美元的规模,其中大约有1 300万美元的资金投资人选择跟着索罗斯,也有一些新投资人加入新基金。如果他们在1969年的原始投资是10万美元,而且一直把资金放在索罗斯的基金里,让获利继续复利增长的话,那么到了1997年底,这10万美元已经增值到3.53亿美元还多。在索罗斯基金成立一年内,基金规模已经略微超过1 800万美元。   公司创办之初,仅他们两个人,索罗斯是经纪人,罗杰斯是市场调研员。当然,后来又加了一个人,是位秘书。   办公室似乎太小,而他们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规模小有小的好处,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做手头的活,不必担心群体的失误,不必处理太多的文件,不必处理因办公室扩大而产生出来的琐事。这里远离了华尔街地区,一个对投资感兴趣的人却偏偏使自己远离象征投资中心的华尔街,这是多么奇怪的观念!   罗杰斯喜欢对此做这样的解释,他和索罗斯不具有典型的华尔街人士的思维方式,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非得置身于华尔街管区不可。对索罗斯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办公室仅仅是他在中央公园西部社交合作社的一部分。   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里,工作的气氛要比节奏感很强的华尔街其他公司轻松很多。有时,他们穿着网球鞋上班,而罗杰斯则骑自行车上班。索罗斯和罗杰斯喜欢办公室这种和谐随便的氛围,他们希望能长期维持。不管能够赚多少钱,他们每周都工作80小时。他们订阅30种商业报刊,收集了1 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他们熟读那些一般人感兴趣的杂志,寻找那些可能有社会价值或文化价值的内容。数百家公司的通讯录上都有索罗斯资金董事会的名单。而董事会也存有与国内外1 500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细心研究20或30份年度报告,以期发现一些有趣的公司发展的材料或感知一点别人不能清楚地看到的较长时间内股市走向。   这一时期,索罗斯在不动产投资信托证券上,看到了另外一个符合盛衰理论的投资机会。在这种投资机会刚刚出现时,他就断定整个事件会分成四个阶段发展,就像戏剧分为四幕一样。第一幕时,这些房地产投资信托是相当新的投资形态,前途光明。投资人对这种投资信托的观念已经发展成熟,并预期现有的和新设立的投资信托会迅速发展。于是他认为自我强化的过程已经开始。   第二幕时,可以预见住宅兴建会很繁荣,投资信托的规模和每股盈余会快速增加,投资信托的数目也会增加。   接着就到了第三幕,这时,营造活动会变得越来越投机,呆账增加,房地产美好前景会消退,出现住宅过剩。   第四幕开始时,投资人对整个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评价会降低,自我强化的过程逆转。   结果,情势果然照索罗斯预测的那样发展,他们赢得了顾客。他们做股票投资,利用期货交易或贷款,在日用品和证券市场上下赌。在经营的范围上是空前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包括证券、日用品、公债和股票。他们也善于抓住每一次赚钱机会。例如,当埃及和叙利亚大举入侵以色列时,由于以色列的武器装备技术已经过时,付出了血的代价。索罗斯从这场战争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过时,美国国防部有可能会花费巨资用新式武器重新装备军队。于是罗杰斯开始和国防部官员及美国军工企业的承包商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使索罗斯和罗杰斯更加确信这是一个绝好的投资良机。索罗斯基金开始投资于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格拉曼公司、洛克洛德公司等握有大量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这些投资为索罗斯基金带来了巨额利润。   从1970年开始到1980年索罗斯和罗杰斯分道扬镳时,他们没有哪一年亏损。华尔街管区的人谈到他们,总是充满敬意。他们似乎比其他人更了解经济状况的变化。   公司成立当年,资产为1 250万美元,一年后,达到2 010万美元。增幅接近70%,利润翻了一番,达到了17.5%。从1969年12月31日至1980年12月3日,索罗斯公司的赢利是3 365%,而同一时期,一般的公司和经营较差公司的复合指数,只有47%。   索罗斯除了正常的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的投资招数以外,他还特别善于卖空。这似乎是一种没有害处的方法,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没有同情心。   索罗斯却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在他看来,技巧能发挥神奇的效力,国内和国外市场给他带来巨额利润。公司可以用保证金购买股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公司的规模较小,给索罗斯的公司节省了不少资金,可以避免难以负担的官僚机构,可以比大公司更容易抽出或投入购买股份的资金。   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索罗斯与雅芳化妆品公司的交易。为了达到卖空的目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以市价每股120美元借了雅芳化妆品公司1万股股份,接下来,该股票开始狂跌。两年以后,索罗斯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雅芳化妆品公司的1万股股份。就像用5分钱赚25分那句老话,索罗斯从这笔交易中,以每股100美元的利润为基金赚了100万美元,几乎是5倍于投入的赢利。之所以有如此法力,是因为索罗斯从文化演变的趋势中看到了获利良机。早在雅芳的盈利开始急降之前,他便洞悉人口逐渐老化,化妆品业的营业收入也将大不如前。   对此,索罗斯极为高兴地解释说:“在雅芳事件中,投资界没有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妆品工业的鼎盛时期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小孩子们不使用这些东西。这是他们忽视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快速增长的同时,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被证管会指控炒作股价。证管会认为索罗斯在1977年10月11日,大量抛售一家叫做计算机科学公司的股票,压低股价,隔天在这支股票公开上市时,又用经过人为打压的低价买回。这一年证管会提出的控案一共有267件,索罗斯的案件只是其中之一。最后索罗斯签署同意书,基本上表示他没有认罪,但也不否认证管会的指控,只是同意以后不再这样做。结果是:这个案子对基金的成长毫无影响。   索罗斯和罗杰斯二人紧密配合。罗杰斯解释说:“一般地,如果我们意见不一,我们不会轻举妄动。然而,也有例外,如果谁强烈地想做某一生意,他可以去做。事情做完了,这笔生意做的对与不对,就显而易见了。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就会看法一致。我不喜欢使用这个词语,因为看法一致的投资是一个灾难。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能达成共识。”   在独立思考方面他们引以为荣。正因如此,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瓦解。他们都如此独立不羁,以至于彼此之间的误解太多。但是,他们短暂的配合却又是那么的默契,就像一台上了润滑油的机器。索罗斯和罗杰斯都认为,从华尔街地区的分析家那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那些人只知道人云亦云。因此,他们两人都亲自选择股种。   在此,让我们看看罗杰斯纵横股市的原则。   原则1:要想赚钱,就得寻求别人没有的意识。   罗杰斯认为,在股票市场运作不能随大流,当别人意识到了,再跟着去投资,得到的只能是一点微薄的小利,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被套牢或赔本。罗杰斯对股市上一些小利不屑一顾,他寻求的是高额利润。同时,他经常会干一些冒险的事情,这样的行动要求他只能赚不能赔,所以他得千方百计寻找市场缝隙,见别人所未见,行别人所不敢行。但是,他一经行动,必然会有大批的人跟随其后。这样,他就能在低价位购入高价位抛出。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别人所没有的意识呢?罗杰斯的作法是发挥自己经济、政治、哲学、军事都懂的特长,广泛获取各种信息。特别是捕捉那些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军事、政治信息,以及这些非经济活动在什么时候能够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原则2:股市炒作靠的是灵感和直觉。   真正能赚钱的是那些与众不同的意见,如果大家的意见一致了,那就没什么赚钱的机会了,这时再投资,得到的只能是赔本或被套牢的结果。   原则3:世上只有自己聪明,别人都是愚笨无知的。   罗杰斯确实比较聪明,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行为果断、反应迅速,但是,他自命清高的毛病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在他的眼里,别人都是一群笨蛋,是愚昧无知的蠢材,只有他自己才是最高明的。他和索罗斯一样,瞧不起华尔街搞金融的同行,认为他们都是没有头脑的机器。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无法与人长期合作,在所有与他共过事的人当中,索罗斯与他的合作时间算是最长的了。因此,除了索罗斯的意见他能听进去一些之外,别人的意见他总是不屑一顾。   索罗斯与罗杰斯百折不挠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突变。   “在股票市场上,寻求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突变。”索罗斯为了验证他的理论,在股票市场中,他密切注视着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突变。正如罗杰斯所说:“对于一家公司下一季度能赚多少钱,或者铝的出货量怎样,我们并不那么关心,因为我们正在考虑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会怎样改变将来的产业和股票市场的命运。如果我们所预料的和股票的市场价格差异很大,那一切都好了,因为那时我们可以大赚一笔。”   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索罗斯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在银行业中开始酝酿着这种“突然的转变”。银行业务虽然很糟,但是银行的实际资产可能超过了它的股票价值。在得出这个结论后,索罗斯大量地购入了银行的股票,因此,索罗斯基金又大赚了一笔。   说起来,这其中还有点渊源。有一次,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纽约举办晚餐会,招待证券分析师,他们认为索罗斯不够重要,所以没有邀请他。可能是因为受到排斥,索罗斯开始对银行业进行研究,断定银行业即将从沉睡中苏醒。   银行业本来是很沉闷的行业,从业人员也很沉闷,在银行业里,没有什么创新或波动,因此银行股长期受到忽视。索罗斯认为这一切即将改变。他指出,商学院出来的新一代银行家纷纷出头,远比前辈更重视利润,他在报告中建议买进若干银行股,结果在一年内,他的基金从这些股票赚了大约五成。更重要的好处是,索罗斯因为做了这份研究,因此做好在一年后可以更善用机会的准备,当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时,他在国际外汇市场中获得了50%的利润。   银行业的转变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大繁荣的开始,大繁荣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的扩大与合并。根据反馈理论,索罗斯把繁荣作为繁荣与萧条循环周期的起点。   为了在国外经济方面同样取得迅速的进展,索罗斯寻找在国外股票市场中投资。哪些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呢?哪些国家为经济的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呢?哪些国家将进行市场改革呢?   索罗斯希望能获得规模效益。一个曾给索罗斯当过助手的人说:“和任何精明的投资家一样,索罗斯总希望用最少的投资得到最大的利润。”索罗斯喜欢瞄准那些不成熟的市场,如法国的、意大利的和日本的。他希望比其他投资者早6至18个月进行投资。因此,索罗斯购买了日本、加拿大、荷兰和法国的证券。在一段时间里,索罗斯资产的1/4用于购买了日本的股票,这次投资使他的资金翻了一番。   索罗斯和罗杰斯选择股种很精明。比如有一次,索罗斯的一个熟人偶然向他提及,根据商业部的一份私人报告,美国的发展目前主要依赖于外国的能源。于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很快大量收购了石油钻井、石油设备和煤炭公司的股票。结果,一年之后,出现了阿拉伯原油禁运,引起能源业股票的飞涨。石油危机再一次给索罗斯带来了大把的美元。   索罗斯和罗杰斯也预见了食品危机。因此又通过购买化肥、农场设施和粮食加工业的股票,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有一次,《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关于索罗斯的报导,文章标题这样写道:“逆势表现:证券基金回避流行作法苦战华尔街,财源滚滚来——索罗斯基金发现各行各业的基本变迁。”   此时,索罗斯正大量放空某知名建材公司的股票,他预期这支股票价格会下跌。几家大型投资人试着把他卖的股票全吃下来。几个星期过去,这支股票真的一路狂跌,索罗斯账面获利不少。   索罗斯总结道:“我们一开始便假设股票市场总是错的,因此如果你模仿华尔街上其他人的行为,注定会有很差的表现。华尔街上大部分证券分析师只是企业管理人员的传声筒,抄袭公司的年报,做成自己的投资报告,或者彼此抄袭,而且很少发掘有价值的东西。”   股市暴跌与天才的预言   与媒体的若即若离   在投资股票的早期,索罗斯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原因是他认为出名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即意味着投资生涯的终结。   时任《格兰特利润率观察家》杂志主编的詹姆士·格兰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索罗斯)并不是独自生活在阴影里,华尔街地区的大多数人也如此。”在华尔街流行的观点是“人们并不想有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去说明他们怎么样赚钱。他们也不想让世人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因为他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尊敬就会变成嫉妒,人们会对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问。’”   在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对新闻界的宣传不感兴趣;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视了他。偶尔有一次,《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登载了一篇报道,介绍了他的生涯。他也曾受邀参加了一系列公开的股票分析讨论会,除了几个固定场合外,索罗斯不肯再吐露更多的信息。   以前,索罗斯虽然出现在媒体的一些文章里,但真正使他成为公众广泛关注的对象,还是在1981年6月,他成为《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封面人物之后。   在读者的印象中,索罗斯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论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成就,索罗斯带给人们的都是神秘。他除了偶尔出席电台的公开讨论外,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在证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这位隐居的公司经理,更别说有多少人了解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问题是: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索罗斯在什么地方投资、他从事一项投资活动会持续多久。作为海外投资公司的经理,证券与汇兑委员会不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显然,《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因为这篇报道之后的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是他股市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索罗斯向他的助手詹姆士·马凯斯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   “对于乔治来说,这几乎是有因果联系的,”马凯斯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会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上观望,而不是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的投资者和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那时,各类电台或报刊、杂志的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公司,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以及索罗斯和马凯斯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凯斯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量子基金公司工作的那一天。”马凯斯说。   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过马凯斯,但马凯斯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电话。因为那些记者非常了解马凯斯是一个友善的人。而马凯斯也认为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尽管马凯斯对媒体怀有这样的心理,但他还是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他所说的一切内容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绝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马凯斯本人和量子基金都不能被引用,这是他的规定。   尽管索罗斯知道马凯斯同记者们时有接触,但他从来不过问。有时候,马凯斯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就会这么对我说。”   当阿兰·拉裴尔进入量子基金时,索罗斯也和警告马凯斯一样对他说:“不要和新闻界交往。”拉裴尔遵守了这一纪律。“索罗斯基金公司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否则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轻而易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因此,索罗斯对待新闻的政策采取的也是排斥态度,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唯一一次例外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没想到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杂志封面标题为“股价太高了吗?索罗斯预言美国股市将不能出现逆转,日本市场也同样如此。”此后不久,华尔街股市暴跌。   索罗斯为了达到一些目标,他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隐秘状态。他只是希望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把他视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似乎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一方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要把自己拉向隐秘;但从慈善事业方面来看,他需要把自己公开化。下面的这段话,是对索罗斯这种拉伸力最形象的刻画:“自我暴露是极具破坏性的,但是,我性格当中的一个缺点,这一点我还没有完全看透,就是急于自我暴露。”他的反馈理论使他站到了投资市场的最上层,他在1987年准备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己。他运用了最强有力的资源,即他的思想。因为他确信:在世界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位置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想出版一本书,对人类的思想作点贡献。但他知道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向公众表达得更清楚。“人们没有完全理解我,”他有一次说道,“因为我还不擅于表达这些复杂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那么的复杂。”   然而,出版一本哲学书,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无从触摸的梦想。他或许可以出版一本解释他的金融理论的书。在进入写作的过程中,他犹豫了。他担心公开自己的金融理论,让公众来仔细审查,这似乎是在自吹自擂。如果这本书出版以后,他再遭遇一次更可怕的证券市场的逆转的话,慈善事业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不管结果怎样,索罗斯决定投身于写作。   最终,《金融炼金术》出版发行了。詹姆士·格兰特对《金融炼金术》评价极低:“我试图去看(这本书),可是看完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或者说,头脑里一片空白。从中我找不到一个特别清楚的解释。”   看过本书原始章节的阿兰·拉裴尔说:“这本书是给研究生读的,不是一般的读物。我们必须像他那样读每一章的每一部分。坦率地说,它不那么刺激。从读者的方面看,它不是告诉你怎样在10天内赚一笔大钱。他的思维前后跳跃性极强,他不让任何人来修改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西蒙·斯库斯特出版公司想让一个职业的编辑去改写这本书,使之达到出版水准,但索罗斯拒绝了。”   柏荣·文是在摩根·斯坦利地区的一位美国投资战略家,曾对这本书作过重大修改。“他写出草稿,然后,我对重写提出建议。并且我也作过重大的修改和润色……有些人说这本书仍然无法阅读,而我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看看以前是什么样子。”   索罗斯所担心的是:读者会不会误解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他出版这本书,不是指导人们怎样去赚更多的钱财。他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他的金融理论,这个理论是关于“世界有机体怎样运作”这一系列整体理论中的一部分。他是在运用自己“在证券市场中的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历史的过程,特别是现代历史运动的方法。”   要想让读者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索罗斯必须使自己能被别人理解。他必须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理论;他也必须明确地说明,作为一个投资者,他是怎样运用自己的理论来作决策的。   如果索罗斯能做到这些,他就能打开一扇通向读者心灵的窗口;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只能弄得读者摸不着头脑,也就不可避免地让大多数焦急等待着的读者们失望。最终的结果是,这本书并没有为索罗斯赢得很高的声誉。   索罗斯打算找出自己的失误所在。   当《金融炼金术》在1987年出版的时候,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审告诉他:“你必须走出来公开宣传这本书。”   “不错,我猜想只有如此。”索罗斯勉强地回答。   出版社的人解释说:“你应该让《幸福》杂志、《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杂志来采访你,我们去为你联系。”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索罗斯对几个经理及朋友突然宣布他要去赶开往华盛顿的火车:“我准备上‘华尔街一周’节目,他们准备讨论我的书。”他似乎有些自豪地说。   拉裴尔当时正好在场,他问索罗斯:“你知道这个节目是谈什么的吗?”   “当然,他们想讨论我的书。”索罗斯显得很自信。拉裴尔再次说道:“乔治,他们并不是想讨论你的书。他们想知道你准备买什么,你最喜欢的股票是什么,他们会问你许多你不想理睬的问题。”   “不会,”索罗斯说,这次他的声音不再那么自信,“他们会讨论我的书。”   那天晚上,索罗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果然,两分钟的诙谐之后,问题就向他提出来了:“你喜欢的股票是什么?”   不管怎样,索罗斯还是有所准备:“我不想告诉你。”   尽管这次电视节目的结果是失败的,却使他进入了一个让他吃惊的圈子。   唐纳德·卡兹要写《情绪索罗斯》,想要采访索罗斯。但他找到索罗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位作家使尽了浑身解数,直到他知道索罗斯写了一本书,后来他对这本书这样描述道:“这是一本十分费解的但有时却使人吃惊的杰作。”   卡兹给索罗斯写了封长信,恳求给他一次采访机会。他的请求表面上很令人高兴,谁能拒绝一个声称读过你的书的人呢?几天后,索罗斯给卡兹仅10分钟的见面时间。其实,他不完全相信卡兹读过《金融炼金术》这本书。   卡兹到达量子基金办公室后就被带到一间满是书籍的等候室里,不久,身着一套很漂亮的灰色西装,看起来很高兴的索罗斯走了进来,他陪着卡兹走进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   然后,索罗斯开始提问:“哦,你说你正好看了我的书?”   卡兹说他已经看过,但他感觉到索罗斯充满疑心。   “你理解了吗?”   不管卡兹回答了些什么,这使索罗斯确定了与这位作家谈话的策略。和他在华盛顿电视讲话中观点一样,他只关心哲学问题,对赚钱丝毫不感兴趣。   “我真正的兴趣在于真正的分析,”他对卡兹说,“这是我关心的理论。我在市场中的成功,仅仅给我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人们会重新看待我。我对找寻新的客户没有任何兴趣。而且,我确实没有打算通过这本书发财。”   索罗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到了1986年,量子基金公司的财富增加了42.1%,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能够影响市场行情的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有限合伙投机公司成为金融市场的主流。主要原因是一些投机公司的经理们赚到了数量惊人的钱。最著名的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公司。用《商务周刊》的话说,“他们是投资领域的歹徒,但作为投资者则远好于他们过去的同行。”   华尔街上的5 000家合伙投机公司每年投资额达5 00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的投资额为120亿美元),占每年投向市场5 000万亿美元资金的很大部分。这些投机公司每天交易量估计为750亿美元,是纽约股票交易额的8倍多。   《金融世界》在1993年收入最高者的排名榜上,几乎全是合伙投机公司的经理,前10位中就有8位。另外,名单上的l00名中有46人也是投机公司经理,其中有9人是为量子基金公司工作的。年收入10亿美元的索罗斯名列第一,第4名是年收人2.1亿美元的德鲁肯米勒。   华尔街常常为那些具有创造性、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所主导。根据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家》的主编詹姆士·格兰特的说法,华尔街巨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掌握某些事情,也能促成某些事件的发生。“我看索罗斯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部分是神话,部分是现实。人们对这样的人很是忧虑、愤恨和嫉妒。他们认为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在操纵市场,而导致真正的供需关系无法发挥作用,而这样的后果都是索罗斯这些人引发的……在市场疲软时,人们可能成为受害者,但在任何情况下,我想人们都倾向于相信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有些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我认为投机公司就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聚积财富,他们大胆地从事投机,直到最近达到10亿美元。索罗斯便是常常被谈论的这种人。”   量子基金公司与美国投机集团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税收方面。量子基金的股票持有者大多数不是美国公民,不必交纳资本所得税。美国公民可以投资于量子基金,但他们不享受税收优惠的待遇。   一名投资能手   华尔街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经理,对投机的残酷进行了描述:“令人痛苦、十分紧张。你得有特殊的才能来处理投机,而索罗斯可以很轻松地做到……它需要一种智慧,一种对自己的投机能力的自信,因为一个很小的波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994年2月美元每天变化4到5个百分点。这就花费了索罗斯6亿美元。我们生活的世界4到5个百分点的变化是正常的。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上升只有114个百分点,道·琼斯工业指数却会下降97个百分点。这确实需要冒险,但做起来则应理智。   “索罗斯是一名投资的能手。你可以想象出这需要铁石心肠,在赌博中的自信以及对金融市场最基本东西的掌握,你还得确信你是贷款投资的高手。”   投机集团动作的技巧便是卖空。索罗斯就是用这一方法在1992年9月黑色星期三时卖空英镑而获利。   这位经理把贷款投机和卖空放在一起考虑。他说,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认为股票具有自身价值。实际上,这一自身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以利率、经济状况和公司利润来衡量的。“分析人员和资金管理者的工作就是确认证券价格是否高于自身价值。因此,当证券价格高于自身价值时,传统的投资者就可能抛售,投机商就可能卖空。当价格低于自身价值时,传统投资商就可能买进。传统投资商与投机商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现金买入,而后者利用贷款投机以及进行100%多的投资。”   投机集团不仅喜欢长期和短期投机,也喜欢投机买卖股权、期货,以及归市场所支配的任何东西。1988年,索罗斯交易他的证券18次,1992年为8次。与传统的投资者单纯依赖单一领域或单一市场相比,投机集团在多领域的投机为他们提供了占据世界某些金融市场份额的机会。   对于索罗斯来说,他对于制定规则的态度是矛盾的。   他有充分理由反对制定规章制度,这是因为他之所以能够获取巨大财富,全赖于没有规章制度的限制。索罗斯喜欢称自己是一名在混乱中获利的专家。一个靠金融市场的混乱来取利的人要什么规章制度呢?但他却支持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他所矛盾的是:“我会毫不犹豫地在货币市场投机,虽然我认为货币市场应该稳定,我们必须区分出作为参与者和作为公民两者之间的不同。作为一名参与者,你依据规则操作,作为公民,你有义务纠正错误的制度。”   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朋友聚会时,当索罗斯公开谈论一种货币、一种股票或一个公司时,其市场价格就随之升高,这对他来说似乎很容易。你所应做的就是等待索罗斯的公开谈话,然后冲出去购买这位领袖所提及的证券和股票。   但是,他并不经常讲话。   怎样才能探究出他将要做什么?别的投资者又是如何知道他正在购买什么呢?   由于人们对索罗斯极有兴趣,相信他在背后操纵股票的波动。事实上,他并没有那样做。“今天使人们很快上当的途径就是说某些事情在迅速变化以及索罗斯正在操纵”。量子基金的交易人员对于他们正在做什么也是三缄其口。当然,有些交易人员有时也能查出索罗斯在市场运作的时间。交易人员仔细听着他们同行的互相之间即席谈话。一个可能说,他卖了大量石油股票而价格并不下降,另一个可能回答他也注意到了。   作为一名股市领袖,索罗斯似乎具有点石成金的能力。   1993年4月,索罗斯又瞄准了黄金市场。他认为它的价格将会持续攀升,从而使黄金比股票、房地产债券更具有储存价值。于是,量子公司以每盎司345美元的价格购入了价值200万到300万美元的黄金。他还在一个矿业公司投资了4亿美元。   股票投资商发现了索罗斯的经营踪迹后,黄金的价格便扶摇直上,一盎司黄金价格上涨了5美元,达到每盎司350美元,这是自1992年10月以来最高的价格。   索罗斯投机于黄金市场的一个踪迹是:1993年夏天,索罗斯大获其利,心满意足之后,使悄然抽身隐退。不料,伦敦《星期六时报》于8月15日作了专门报道,称索罗斯以每盎司385至395美元的价格抛售了他所持有的全部黄金。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在两个星期之前还飞涨到每盎司400美元,然而,当有关索罗斯退出黄金交易的消息一经传出,金价便急剧下跌。   当人们对索罗斯影响市场能力存在质疑的时候,索罗斯会试图创造新的纪录。1993年4月13日,索罗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的采访时,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黄金价格的上升是由于俄罗斯的叶利钦改革赢得了全民公决所引发的。   索罗斯争辩道:“来自于俄罗斯的消息对黄金价格上升毫无影响。金价的上升是因为我大量购买了新蒙特矿业公司股票的结果。”很快,在接受《商务周刊》的采访时,索罗斯又提到:“我对我的权威感到满意,我承认这一点,我怎么能否认?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我能对人们的想法有所影响。”   但是,投资黄金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索罗斯在市场的行动信息一旦传出,将引发市场的巨大波动。新的市场走向不过是索罗斯行为的翻版,这些走向有助于索罗斯进一步增加市场的份额。《每日电讯》在1993年4月30日以大标题形式质问索罗斯:“我们为什么被现代的米达斯(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国王,贪恋财富,求神赐给他点物成金的法术。)所迷惑?”   虽然索罗斯声名显赫,身价过亿,但他依然没有停止交易。“进行交易是我的事业,我的职责,我的职业行为,如果不能在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我就不能继续管理我的公司。因此我要在新蒙特矿业股票市场捞取份额,并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   华尔街一些金融能手对索罗斯的洞察力极为崇拜,“许多手中握有比索罗斯更大资金量的投资商对索罗斯的判断奉若神明。”皮特·罗纳说,“这就是索罗斯的影响所在”。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对索罗斯吹毛求疵,认为他并不能影响市场。其中之一是亚西·诺兰:“虽然有些经理掌握大量资金能短期影响市场,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市场,因为从长期角度来看,市场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观察家》杂志刊登文章评论索罗斯、詹姆士·哥尔斯密和尼尔斯·塔布之间的关系:“这种内部的密切关系使主要投资商对索罗斯所关注的事情感到惊奇。他的合伙者在谈论索罗斯的第六感觉时,大多数评论都集中于索罗斯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络以搜集信息的印象上。”   1993年6月,索罗斯在英国投资房地产,他与雷切曼建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四个月后,他又建立了一个开发英国房地产的投资公司,由量子公司和总部设在伦敦的房地产开发商英国土地有限公司组成,他这次总共投资了7.75亿美元,收购了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   索罗斯购买英国房地产股票的消息一经披露,股票市场的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升值了6.67亿英镑,而他在英国土地公司近5%的股份直接赢利520万英镑。英国土地公司的股票每股从198便士上涨到了434便士。   伦敦的《卫报》登载文章说:“显然,索罗斯的魔力仍在发挥作用。上个月是黄金,昨天是房地产。世界投资界一致裁定如果索罗斯认为某种东西值得买入,他们也将持同样看法。”   索罗斯曾公开宣称:“无论我计划买进或卖出,我的看法都将对市场产生影响,货币市场也是如此。”例如1993年7月,索罗斯认为德国马克将会下跌,人们对此并不奇怪。这也是一个人利用他的超常影响所做结论的极端行动。   索罗斯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对安纳托利·凯里斯的来信作了回答。在信中,凯里斯要求索罗斯对法郎发难。索罗斯并不同意,他认为并不是法国的货币和债券应抛售,而是德国的。至于德国的短期利率,索罗斯认为应降低。“无论德国的联邦银行要做什么,我希望德国马克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下降,甚至包括英镑。我也希望德国债券在近几个月里与法国的相比也下跌,虽然当德国联邦银行急剧降低它的短期利率时,德国债券价格从严格意义上讲应上升……联邦银行保持的利率太高,时间太长,它可以不影响它的信誉而逐渐降低其短期利率,但它错过了时机。德国现在的经济衰退比法国严重。”   这是索罗斯第三次公开他的投资计划,从而帮助他提高这些投资的价值。“这是一种新的挣钱方式,”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战略决策者戴维·罗彻说,“是明智地投资和公开发难的结合”。   索罗斯试图对他的投资者身份和慈善家的角色作一个明确区分:“我想划清我的角色。你提到了我在货币市场的活动以及在东欧的活动,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东欧,我试图推动社会的开放;在金融市场,我为我的股东和我本人追求利润,在金融市场上的发展能够资助在东欧的努力。我不想在东欧获得利润,也不想在金融市场上成为一名慈善家。我竭力避免那些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投机行为,但我找不出理由不参与即使没有我参与也能发生相同结果的行为。当然,在市场判断方面,我也不是比中央银行更高明。”   到了l993年的夏天,索罗斯镇定自若地谈论着要成为市场上的领袖。与10年前相比,他显得更加开心。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发现,他对现状满意得多。那时,“以前他非常抑郁,象一条冷冰冰的鱼儿。现在人们谈论的是他如何能改变市场,说他是位首领,这感染了他。他的心胸更加开阔,热爱生活。我看到他笑的时候更多了。”   索罗斯似乎喜欢引人注目,不过他只把这看作很表面的东西。“我没有操纵市场。但我不能否认,有时把我当成市场支配者的神秘罩在了我的周围。现在人们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关注甚多。不过,如果我行动失当,人们也就安静下来了。”   索罗斯引起了新闻界的兴趣后,他知道必须抵制记者们提出的一大堆关于他在市场上有何作为的问题。要使焦点聚集在他的援助计划上并在这点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实际上,大部分关于索罗斯的文章主要涉及的是他的乐善好施。记者们觉得有必要报道索罗斯的投资活动,由于他们只能得到一丁点儿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只好粗泛地涉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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