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思想是最容易变化的，因此，凡是有人参与的一切事件都具有一种因为人的易变性而不确定。当然，我理解索罗斯这是针对一个具体事件而言的，如果是就整个民族或者人类的历史而言，在这种偶然的现象中蕴含了必然性。汉景皇帝选择刘彻作为接班人也许有偶然的因素，但是你不能认为这个是纯粹的机遇，如果没有汉武帝，有多少人的命运会改变啊，司马迁，匈奴的可汗，陈娇，卫青，霍去病，张骞等等。索罗斯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把这个作为一种类似公理性的东西，加入到自己的理论中，反身性之所以是能动的，就是因为它包含有人的易变性这个因素。他有一个比较，认为这有点类似量子力学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但是测不准原理不改变观察研究的对象，但是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却改变事件的进程。 索罗斯认为这个思想的谬误开始于启蒙时代-----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过于推崇理性的力量，而这种理性的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精神和肉体，理念和现实的区分；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除了理论的理性之外，还有实践的理性，而启蒙思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不同，过于推崇理论理性了。固然近代的思想家，例如笛卡尔，英国的经验论和莱布尼茨思想中对于理性的歌颂是很卖力气的，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在英，德国的哲学中，其实很多人也思考了索罗斯所说的问题。例如英国怀疑论哲学家休谟，提出过理性的必然和实践的必须问题------就是在理性的认知中是必然性的真理，在伦理实践中，就一定是必须的吗？这个问题至今也在争论，可能有人不理解这个命题的意义，让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人的品德越是高尚越好，而行贿送礼甚至用一切手段达成目的并不是光彩的行为，这是一种理性的真理，但是在商业的竞争中，你可能明知道这个理性的道理，却不得不行为，这就是必然不一定导致必须。另外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康德，他提出三个理性------知识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和审美的理性，他们分别研究的是人的真，善，美的问题。不过康德的实践理性过于偏激，去掉一切目的性，排除了一切理智的应该才是善的，例如你拯救了一个生命，如果是为了他的父母的报答，就不是善的，而真正的善是纯粹的，为了拯救而拯救。 因此，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其实含有一个极大的倾向性，那就是对于古希腊以来特别是启蒙思想直到近现代的，人们对于理性的过于推崇的一个否定倾向。不过他没有走的太远。 从这里我们必须走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所谓的现代主义主要是以科学和理性为核心的知识理性，例如整个的古典哲学，文学和艺术，都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的，认为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但是从艺术上开始，后现代主义的抽象绘画，建筑，直到理论思想上后现代主义，例如理查德·罗蒂，雅克·德里达，哈贝马斯，利奥塔，加达默尔等，他们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近代的非理性哲学例如尼采，佛洛依德等。核心思想是反古典传统，反科学和理性，反本质，反对符合论的真理观。我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很热的话题，我们的很多研究生都喜欢做这类研究，其实质上这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反科学，真理的符合和反符合论的一次大交锋，可以和启蒙思想时代的理性和蒙昧的大交锋类似，因此吸引了很多学子的眼球。索罗斯说，他最近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反身性出发，很符合后现代对于真理的操控性的理解。其实，这个东西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新的发展，不管是反恐战争，颠覆伊拉克都有这种哲学的影子。我们要理解美国的政策，在高度上就要从这里出发，例如关于美元的货币政策，我相信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又回到了美国，其实不然，凯恩斯的时代还没有后现代主义，尽管他的理论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思想，但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但是今天的美国经济学家的思想，特别是掌权的智囊，按照索罗斯的说法，是实用主义加上后现代主义，如果把这个思想贯彻到底很可怕，因为他们相信真理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说了那么多，这是我读书的一点体会，妄言之，妄听之，如果你听不懂，那就是在实践后现代主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