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索罗斯多次发表关于危机见解的文章。此后,美国政府的做法似乎都“遵从”了他的意见。比如,去年10月28日,索罗斯撰文呼吁美国引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救援行动,次日,美联储就宣布为墨西哥、巴西、韩国、新加坡四国央行提供各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今年1月,盛传美国政府将成立一个“集合银行”统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时,索罗斯称这种做法“不会发现价格,而会扭曲价格”,后来财长盖特纳宣布的“金融稳定计划”里果然没有“集合银行”的踪影。 2009年3月11日,在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支离破碎、金融机构国有化如箭在弦之际,记者再访索罗斯。 “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 “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 ——索罗斯 关于金融机构国有化 记者:在拯救金融体系的问题上,虽然争议存在已久,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吧? 索罗斯:所谓“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有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政府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不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塌陷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他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人部门现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走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记者:国有化,或称“资本结构调整”,既然是必要的,为何还有许多障碍? 索罗斯: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新旧”银行 记者:如果“国有化”不可避免,如何操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索罗斯: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就会很愿意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化”的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享有对银行更具决定性的控制权,你认为呢? 索罗斯:国有化的安排只能是暂时性的,而且一旦危机结束,出现银行开始放贷、经济开始增长的迹象,银行就必须重新以商业原则为本来经营,不再受政府的影响。在所谓的“国有”期间,政府不能对经营决策有控制权。它应该是监管,包括监管可用信贷的总量,而不是作出经济决定。 记者:就是说,政府要尽早退出?退出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索罗斯:政府要准备尽早退出。政府退出之时,就是压缩信贷规模之日。 现在信用崩塌,是非常时期。要回到正常状态的话,不可能走一条简单的路。现在必须用政府信用来置换私人信用,实际上就是创造货币,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当市场上的信用恢复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很大规模的货币,危险就一下子从通缩变成了通胀,就得收缩货币供给,而收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做到信贷能有所增长。这个操作相当微妙,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记者:你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何评价? 索罗斯:这个计划肯定是有助于缓和经济的下滑,不过,它也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需要对银行注资,并使房市稳定下来。有必要通过降低房产的止赎、对按揭做出新的安排,让人们有能力支付购房按揭贷款,能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减少房产被强行出售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做些事情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上是危机中受影响最严重的,甚于美国。美国政府还享有最高的信用度,发行的债券大家都愿意买。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就没有这种为银行系统作担保的手段了。我们应该为它们提供,贷款也好,预备资金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就是要让它们能够保护本国的银行系统,就像我们保护自己的一样。 “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 记者:对于这场危机的演进,你能否再做个预测? 索罗斯:中国的情况最好,而且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预计今年年底,中国经济就会复苏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刺激计划,如果还不够,我想他们还会提高金额。因为他们有这么做的能力,而且也明白大家有什么期待。你不能指望出口增长,因为外需不再旺盛,只能刺激内需,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内需,这也会对国内消费需求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其他国家也提供信贷,那么其他国家也能用来刺激自己的内需,从而为中国的出口重新打开市场。要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比美国和欧洲的处境都要好。 记者:你认为中国现在出台的刺激计划是否足够好? 索罗斯:你们很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光刺激GDP增长,比起创造就业当然容易得多。出口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基建工程更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少。中国必须考虑怎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乡村,还是扩展新城市?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任务。 但中国最大的任务,还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认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要有更多更强的声音,所以我今年6月要去中国。那时,对整个形势也应该会有更好的体会和判断。 记者:那么,欧美经济呢?2010年能够恢复吗? 索罗斯:恢复不到过去。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都需要重大调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比以往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这不是所谓的“回归正常”,因为以前那种所谓的“正常”不可持续。 所有国家都应该出一把力,因为如果全球化破裂,每个人都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但现在破裂的可能性很大。要维系它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必须调整、更换那些坏掉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