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8月17日，周五，21位华尔街上最具影响力的投资者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位于纽约长岛(Long Island)东端南安普敦的家中会面吃饭。参与这次聚会的人将之称为“基调午餐”(Benchmark Lunch)。讨论聚焦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经济衰退是否正在迫近？尽管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但是在那个天气阴沉的下午取得的共识却不是这样。在那天午餐后写下的一个备忘录中，索罗斯多年的好友韦恩写道：“结论是：我们很可能处于经济放缓和市场修正之中，但是，我们的经济不大可能陷入衰退，不会出现熊市。”只有两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其中的一个就是索罗斯，午餐结束时他确信，多年来他一直预言的全球金融危机终于开始了。 2007年,索罗斯实现了32%的回报率，使得在当时已经77岁的这位老人一举成为全球收入第二高的对冲基金经理。2008年是自二战后全球财富蒸发最为严重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回报率依旧达到近10%，而同期有2/3的基金出现亏损。 索罗斯的主要目标是保住他的财富。但是，正如他在事业上一贯展现的，他对时机的把握和金融上的洞察力，使他的信誉提升到了思想家的高度，这一点在2008年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2008年5月和6月，在他开始著书立作的20多年后，他的第9本书《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一举登上了美国和英国的畅销书榜单。10月，他收到邀请，请他就当前的金融危机到国会作证。11月，他长期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击败了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索罗斯的核心理念是“反身性”(reflexivity)，即一个“参与者的看法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将他们的决定基于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了解，而并不是基于他们所面临的真实事件。他们的决定对事件产生了影响，而事件的改变则很可能反过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从根本上说，在这种情形里，人们会对事件的假设进行频繁地再次检验，而且又会随时准备识别和利用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刻——在这些时候，我们对事件的看法和事件本身之间的影响最为剧烈。这个理论和近十年来十分盛行的理性预期经济学派相悖。那种方法假设：经济活动参与者——从购房的百姓到为自家的资产组合购买次级抵押贷款的银行——都是理性的，他们都为自己做出总体而言的最优选择；而自由市场则是一个能够实现平衡供给的有效机制，能够正确定价，使之趋于平衡状态。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这种理性预期理论一直在受到打击：其学术上的最黑暗时刻或许是2008年10月23日，当时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向国会承认“模式存在缺陷”。索罗斯指出，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尤其是他们对“金融市场会自我纠正”这一假设，是引发目前的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理论蒙蔽了政策制定者，它也是要为这次经济破裂负巨大责任的“各种综合性金融工具和估值模型”的理论基础。 相反，索罗斯将这次危机视为“反身性”的一个活生生的说明。市场并未反映客观“真相”。市场参与者相信房价总是会上涨；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晦涩难解的金融工具，确实配得上“3A”评级，这些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最终，“超级泡沫”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2007年的信贷危机、2008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等。 缺乏交际和与之相关的反传统、逆大流而动的个性，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他有多次举世皆知的成功，却有好坏参半的社会声誉。他的投机性行动——通常是针对各国的货币——激起了各国政治领导人的愤慨。他那雄心勃勃、覆盖全球而且资金雄厚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引起了批评家对他的指责，被指患有“救世主情结”。21世纪初，美国人把索罗斯大大地妖魔化了，以至于他对于自己对奥巴马的支持一直秘而不宣，使免累及这名总统候选人。或许，最痛苦的是，他对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通常会碰到不少的怀疑，尤其是在学术界。 作为投资者，索罗斯最著名的（或者说是最臭名昭著的）投机行为，是他在1992年攻击英镑的豪赌。这场赌博让他赢得了10多亿美元，英国媒体因此也给了他一个恶名——“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后来的结果表明，那次打赌也是对他特殊才干的完美诠释。很多过去和现在的基金经理都认为，这种特殊才干是他成功投资事迹的核心因素。 事实上，索罗斯最著名的投资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据索罗斯和当时量子基金经理德鲁肯米勒说，想出做空英镑这一点子的人是德鲁肯米勒。但是当德鲁肯米勒在和索罗斯第二或者第三次检查这项计划时，索罗斯告诉他的这名得意手下，胆子要大些：“我对他说：‘直扑要害！'。”于是，德鲁肯米勒恰当地加大赌注——后来，索罗斯在采访中称，量子基金和好几只相关的基金，把赌注金额加到了接近100亿美元——索罗斯不仅赚到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在量子基金工作了12年的德鲁肯米勒说，那场谈话展现了索罗斯非凡的金融天赋：“他非常善于利用资产负债表——或许是历史上最善于此道的一个人。他还能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充分利用杠杆，但是也能做到弃之不用。他对工作岗位毫不掺杂情感因素。我认为，这在我们这一行中，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性格。” 夏诺斯表示同意：“（索罗斯）多年前就已做到，我一直在为之努力并钦佩不已的是，他能够从多头转为空头，能够在事实证据面前迅速转变做法。从感情上来说，这相当困难。” 对于情感自控能力，索罗斯全盘否认。“不，不是这样的。”他摇头笑着说，“我非常情绪化，和市场一样喜怒无常。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躁狂抑郁的人。”(他那与市场挂钩的情绪会导致他身体不适，尤其是背痛，而他则将之视为宝贵的投资提示。) 相反，索罗斯将其作为投资者的效率归功于他对于人类认知偶然性的哲学观点，他说：“我认为，我的那个主要强调错误观点重要性的基本理念框架，让我对自己的决定变得非常苛刻……我知道我肯定要失败，但只有这样我才更有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索罗斯寻找的是“大局转变的时刻，而不是渐进式改变的时候”。马拉贝引用了索罗斯的一些事例作为案例：索罗斯最闻名的两次货币交易——量子基金卖空英镑，和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签订时，索罗斯打赌美元兑日圆将会贬值；以及那个并不那么广为人知的1973赌局，即他相信由于阿以战争的爆发，国防股会上涨。“反身理论并不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它告诉你的是要密切注意变局时刻。马贝拉说，“这是一种思想方法。” 对索罗斯来说，现在，与时代精神相符产生了一个让人感到高兴的后果，那就是人们开始把他真正视为一位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问题的思想家。 对索罗斯来说，国会山有人听他的，更广泛地说，全球决策者也听取他的意见，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比金钱、比他的基金会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更重要的——是留下不朽的思想财富。他把反身性(reflexivity)形容为“我的主要兴趣”。即使在索罗斯通过其基金和基金会在金融和社会领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他还是为不能被认为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深感挫败。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有一章冠以“失败哲学家自传”，还有一次，他将在维也纳大学的讲座取名为“失败的哲学家再次尝试”。年轻时，他想成为一名学者，但“我的成绩不够好”。 他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被许多评论家斥责为一个成功的投机商的自我放纵”。这种评论至今在一些圈内流行。在他的最新著作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用半章篇幅来写索罗斯，将他描绘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投机商”。他还对索罗斯在思想领域的“雄心抱负”表示不屑，辛辣地说他“想要全世界像接受他的金融才智一般接受他的哲学思想”。 另一个阻碍索罗斯获得学术声望的障碍，是他自己承认他“恐惧”形式数学：“我理解数学概念，但我害怕数学符号，因为你很容易在它们中间迷失方向。”事实证明，这种恐惧不会阻碍他在金融定量世界的成功，但对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声望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学人中间，他的不利因素是无法用流行的数学语言来表达，”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说。但斯蒂格利茨相信，他这位朋友的著作已越来越被接受了，这部分多亏了金融危机：“我想，那些对思想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是把他的作品当作一个思想而认真对待的，这能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主意。” 在拉里·萨默斯看来：“反身性是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并且与社会科学众多现有思想流派紧密相联的思想概念。但没有人像乔治那样有效地运用哲学概念先赚钱，然后改变世界。” 保罗·沃尔克发表了类似见解：“我认为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有时候他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清晰地表达出来。”他说，总的来说，索罗斯是“一位富于想象力、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家……他对市场运作或失灵有着睿智的想法。” 这是索罗斯写作20年来和他放弃学术50多年来最被主流思想接受的时候。这似乎是个突破。我问他是否仍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失败的哲学家，他说不：“我想我实际上在成为一名成功的哲学家。”对他来说，那“显然”是最重要的人间成就。 “我想这和人类状况有关，”他说。“事实是我们终将一死，而我们却想长生不老。可以让你最接近长生不老的是创造一些你死后仍可存在的东西。财富可以是其中之一，但证据显示财富不能延续好几代。然而，如果你能拥有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或者哲学著作或者科学成就，那么你就无限接近永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