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复信心 稳定预期 努力维护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自去年十月份以来，中国股市指数调整幅度已经达到55%，成为各国股市中指数调整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甚至不亚于被认为出现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越南。当前，沪深两市2008年静态市盈率已经和标准普尔500大致相同。A+H类上市公司中股价差距缩小到1倍以下，部分公司已经出现了股价倒挂现象。一大批优质公司的静态市盈率在10倍左右，PB处于国际可比的合理区间。即使按照国际标准，A股股票的中长期投资价值也已经显现出来，部分股票甚至被严重低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A股的这一轮调整已经十分充分，甚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大部分A股公司的股价已经具有了扎实的估值基础和投资价值。然而，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近期A股市场仍然大幅震荡，指数运行难以企稳，关键原因是经过一轮大幅度调整以后，投资者信心受到严重损害，对影响股市未来发展的一系列宏观因素缺乏稳定预期。因此，帮助投资者理解影响股市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稳定合理预期，消除极度恐慌心态，对稳定当前市场是十分有益的。 一、中国股市这轮大调整，尽管受到外围因素的负面影响，但是核心原因是股市泡沫破灭，股价向价值化回归;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步入调整阶段，工业企业业绩增速预期将明显下滑的提前反应。 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在股改全面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上市公司业绩逐年暴增、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全球资产价格加快上升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股市迎来了空前繁荣。在05年之后不到两年半时间内，上证综合指数上升了近六倍，市场平均市盈率超过了五十倍。尽管A股股市处于严重高估状态，但是在投资者极度高涨的投资热情和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中，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认识到泡沫的风险。尤其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的持续暴涨，导致了人们对未来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过分乐观的预期，认为上市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仍然超过30%以上，当前股票估值虽然很高，但是完全可以通过业绩高增长降下来。然而自去年十月份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蔓延，周边市场开始动荡不宁，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出现了担心。步入2008年以后，在成本压力推动下，中国出现了超出预期的通胀，工业企业和上市公司季度业绩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支撑股市泡沫的乐观预期落空了，股指出现了深度调整，市盈率也从过去的50多倍回落到目前的20多倍。股指的深度调整让投资者尤其是2007年以来入市的投资者遭受了巨大损失，严重损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惨痛的，但是这是股市系统性风险的释放过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一系列特有因素推动的这一轮泡沫行情已经过去了，中国股市重新回到了以价值为基础的理性运行阶段。在正常情况下，经过前一阶段的大起大落以后，中国股市未来两三年将处于平稳运行阶段，股指起伏不会太大。投资者既不要沉湎于对过去行情的迷恋当中，寄希望于短期内股指重拾高点以彻底挽回损失，从而失去了当前操作的主动性;也不要以过分悲观和恐慌的心态来预期未来。似乎霎时间一切都是乌云密布，看不到任何阳光和希望。 二、在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步入了增长方式的调整和转轨阶段，增长速度会适度回落，但不会快速下降。 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首先是对前七年高速增长的一种矫正。自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超过10%以上，超过11%的有两年。这一轮高速增长的推动因素很多，核心推动力是每20%以上的贸易增长率。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价格低廉供应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巨大的制造业生产潜力和相对完备的制度环境，都转变成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对外贸易呈现持续七年的爆发式增长，2007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加工国，“中国制造”已经占领了欧美发达国家中低档消费品的主要货柜，并且正在向品牌产品方向渗透。对外出口的强劲增长，不断消化着在制造业领域逐年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也拉动了对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需求的扩张，消除了在过去经济周期中高投资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7年的经济繁荣期，人均GDP翻了一番，综合国力明显提高。 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国际分工和要素禀赋决定的，是后起国家必然要经历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增长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为世界生产的中国制造业必然要消耗过量的能源和资源，成为全球新增能源和资源需求中的主要部分，容易引发全球能源和资源需求的矛盾。过量的能源和资源需求引发了全国能源和资源的供应紧张，导致对能源和资源的过量开采。其次，由于贸易加工遍及各地，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以及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必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问题。第三，低端劳动力的无弹性供给，被认为压低的扭曲的能源和资源价格，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严重扭曲，企业利润和紧密依赖企业利润的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快速上升，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从2002年到2007年间，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在过去已经偏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近7%，只占到53%。扭曲的分配结构，必然进一步扭曲需求结构，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高必然刺激企业投资热度难以下降，居民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必然导致居民消费难以快速启动。第四，巨大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引发了热钱的持续流入，影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自主性。所有这些矛盾的集中暴露和日益显现，意味着中国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资源价格，以低端贸易加工来带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是走不下去了。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转变为靠金融、品牌、技术、标准和市场赚得“中国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利益，中国只能赚得微薄的贸易加工费，却要承担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巨大成本。目前中国的GDP只占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的物质生产活动总量要远远超过美国，两亿条牛仔裤只能换得一架波音767飞机。短期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仍然必须充分发挥在制造业方面的成本比较优势，以持续的贸易增长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当前突出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已经迫使中国的贸易加工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转型。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GDP增速放慢、通胀加剧和企业业绩增速下滑等经济现象，正是经济增长方式加速转型的表现。这些经济现象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更不是宏观调控可以改变的。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贸易加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逐步缓解和化解上述最突出的矛盾。 为什么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正式步入了经济转型期呢?第一，随着这几年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向城市转移，低端劳动力供给已经不再是无弹性的了。低端劳动力已经出现了供求大致平衡，逐渐出现瓶颈的现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实施，政府加大了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法律保护，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的话语权有所提高，低端劳动力的成本有了快速上升。低端贸易加工企业和农业争夺低端劳动力的现象已经逐渐显现。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说明新型市场化的劳资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将是趋势性的。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不可能长期维系着低于国际标准的能源和资源价格，更不可能长期维系能源和资源品上下游价格倒挂的现象。要节能降耗，必须要不断提高能源和资源价格，提高在生产和消费者中的成本比重。2008年政府将加速推进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和税收改革，理顺价格和利益分配关系。第三，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国际汇市的持续动荡，提高了贸易企业的出口成本。第四，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制造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变为企业的内部成本，由企业来承担。一句话，当前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是企业经营的人力成本、能源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财务成本和出口成本，将处于持续不断的上升过程当中。这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低端的贸易加工型企业将是一次巨大的冲击。经营成本的持续提高将淘汰那些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单纯来料加工型企业，促使有竞争力的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谈判能力，将利润空间由单纯的制造加工向品牌、技术、标准和市场等方面拓展，获得更多的附加值，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快速升级。 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短期内中国贸易比较优势会有所下降，贸易增速适度回落;在全面成本压力推动下，企业业绩将明显下降;随着投资回报率回归到合理水平，企业投资意愿也会有所下降。所有这些都会导致GDP的增速适度回落。但是只要我们政策得法，措施得当，逐步推进，大部分企业还是能通过效率的提高去化解成本压力，整个经济不会出现全面滑坡现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已经主要靠市场力量在自主调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大增强。宏观调控尽管能对经济运行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改变经济运行的总体方向。中国经济转型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实现，维护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转型，是我们要实现的双重目标，不可偏废。中国经济会缓慢回落到一个合适的增长区间，但是不会出现硬着陆。 投资者担心的是政府会不会采取强硬的调控手段，给当前的经济快速降温，从而导致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这一轮经济调整的核心内容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单纯给经济降温。虽然给经济降温能适度缓解矛盾，但是不能解决矛盾。从今年上半年的宏观数据来看，当前出口、消费和投资增速都有所回落，怎么能说经济在进一步过热呢?我相信政府不会采取强硬的调控政策，相反，在企业面临全面成本上升的经营压力下，政府更应该关注经济体自身降温过快的问题，防止经济再次陷入疲软状态。 三、当前中国出现了成本推动型通胀，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表现，既要适度控制，又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 当前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最担心的是通胀。上半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并没有出现恶化现象。投资和消费稳中有降，出口尽管增速下滑明显，但是增长速度仍然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信贷增长逐月回落。从这些指标看，中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发展，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心的。唯有CPI的涨幅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令投资者担心政府会因为控制通胀而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导致经济的急剧下滑。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过去的每一轮经济周期中，都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通胀，导致政府采取强有力手段，严格控制信贷，抑制投资。在控制住通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也明显下滑。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轮通胀跟过去经济过热周期中的通胀是完全不同的。过去每一轮经济过热中的通胀是信贷失控的结果。传统体制下的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和地方政府对当地商业银行的直接管辖权，导致各地商业银行普遍超额放贷。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非独立性，导致地方银行的超额放贷最终只能通过中央银行的超额基础货币投放来弥补，再加上中央银行对财政的直接透支和借款，导致货币投放完全失控。过量的信贷投放推动投资急剧增长。当投资物资难以保障供应的时候，就出现了供求缺口，推动投资品价格的上涨。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消费品的短缺，在短缺和通胀并存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居民的抢购和提前消费，从而带动CPI的快速上升。这表明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周期中，引发通胀的核心根源是信贷失控、需求扩张和供给短缺的并存，本质上是需求拉动型通胀。这种类型的通胀来势凶猛，相互加强，但是一旦政府控制住了信贷，抑制了需求，通胀很快就会降下来，经济增长率也会同时急剧回落。 中国这一轮通胀情况完全不同。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独立性大大提高，尽管这几年伴随着贸易顺差的急剧增大，中央银行被动的货币投放数额仍然巨大，但是经过发行央票和其他手段的对冲，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并没有失控。前两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超出预期，央行也采取了措施严格控制，目前信贷投放相对平稳。信贷投放并不是导致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核心原因。2008年出现的通胀加剧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发生转型的正常表现。对这种通胀只要调控得法，适度抑制，就不会对经济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推动CPI上涨的核心因素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受国际因素影响外，主要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我国是一个人均只占有一亩多耕地的国家，农业生产的资源约束性非常强，成本很高，在发展农业上不具备国际比较优势。过去，农村劳动力相对固化在土地上，不具备可流动性和可比性，农业劳动力成本很难体现在农产品价格中。朴素的农民在计算农业生产成本中甚至不计算最核心的劳动力成本。这几年，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种地和外出打工之间已经有了比较成本和替代成本，导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由隐形成本开始显性化。农业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导致农业优质劳动力已经开始短缺，季节性短缺现象更严重。在农忙季节，有偿代工现象在农村已经十分普遍，并且代工的成本在不断提高。有偿代工使得农业劳动力成本直接进入到生产成本当中，推动着农产品价格的刚性上升。可以说，中国的农产品的价格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而上升，不完全取决于产品的供求关系。 其次，中国这一轮经济转型过程，从微观上来说就是企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过程。伴随着经济转型，企业经营的劳动力、能源资源品、出口成本都将不断上。企业化解成本的方式无非就三种。一是通过对冲部分企业利润消化一部分;二是通过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消化部分成本;三是通过产品提价让消费者承担一部分。在企业成本短期内全面快速上升，经营效率短期内又难以快速提高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产品的适度提价，那就要靠完全冲减企业的利润来消化，那对企业的经营冲击就太大了。因此，适度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帮助企业释放掉部分成本冲击压力，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和合理利润的必要条件。失控的通胀对当前经济固然是不利的，但是没有适度的通胀对当前中国经济同样是有害的。我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以上，没有适度的通胀是十分不正常的。我们是要控制通胀，不是要消灭通胀。 针对当前由于经济转型所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只要我们认清其本质，政策得法，合理抑制，就不会出现向失控的恶性通胀方向转化的可能。首先，当前我国的绝大部分商品和产品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价格上涨，但是不存在供给缺口，不会引起人们的抢购和提前消费等现象。在产能过剩情况下，获得市场份额的竞争十分激烈，企业必须通过提高效率和挤压部分利润来消化上升的成本，不太可能单纯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成本。其次，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控制信贷、抑制需求的政策，防止出现成本推动和需求扩张叠加的双重通胀压力。第三，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胀在很大程度上跟我国理顺能源和资源上下游价格关系等价格改革相关，具有相当的可控性。只要我们注重各种价格出台的时机，理顺价格的传导关系，合理搭配各项改革制度，就能保障价格改革和传导的有序可控性。 针对当前的通胀，我们要特别防止滥用传统的调控手段，不能紧缩过度。这一轮通胀本质上不是由信贷扩张导致的需求膨胀，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种正常表现，在通过成本推动企业转变经营方式，降低对人力资源、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提高产品附加值。在成本推动型通胀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企业。信贷紧缩要适度，要能保持企业的正常经营。信贷紧缩并不能阻止各种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如果紧缩过度，那企业就必然遭受成本上升和资金短缺的双重压力，会导致部分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控制通胀不能以经济衰退为代价。 上半年CPI涨幅尽管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但只是引发这一轮通胀的所有因素在今年上半年集中爆发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后面的通胀压力会逐渐减轻。当前投资者对通胀和宏观调控政策过于敏感，似乎一两次调控、一两项政策就能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这种分析思路显然是不对的。今年上半年，在CPI大大高于预期的情况下，央行并没有采取简单的适应性加息政策，证明我国的宏观调控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当前通胀的特殊性。当前的通胀过高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已经全面过热。最新的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热度已经在不断下降，无需采取大力度的紧缩政策。 四、在影响股市的各种经济因素中，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快速下滑对股市的影响最为直接，成为这轮股市大调整最基本的经济动因。 无须讳言，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将进入到一个调整周期中。在今后几年中，企业业绩调整周期会远远显著于宏观经济调整周期。企业利润增长率由前几年的暴增到增速明显下滑，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不可规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这轮股市的大调整本身并没有错，是对经济基本面的提前反应。但是，只要企业业绩增速回落的预期充分反映在当前股票的估值中，就不会对股市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当前企业业绩的调整是对前几年业绩增速过快的一种矫正。自2003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业绩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年度同比增长速度超过30%，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5%，经济学界掀起了探讨中国企业ROE增长之谜。2007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同比达到50%。企业业绩的持续暴增改变了国民经济的分配结构，企业存款大幅度上升。这种业绩暴增显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这几年做实业投资太简单，什么类型企业都挣钱。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跟经营效率不再关联了，越是体制落后的国有大企业、传统型企业越挣钱。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似乎在几年中不知不觉完成了，人们只谈论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不再谈论改制问题了。企业效益那么好还有什么体制要改?这种业绩增长显然存在着许多非正常因素，是劳动力价格受压抑、能源和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上下游价格没有理顺、成本传到不畅和要素分配机制不正常的结果。今年以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能源和资源品价格改革，企业的生产成本快速提高，工业企业业绩出现了向正常水平的回归，这完全是合理的。投资者把股票的估值建立在前几年非正常的超高速业绩增长基础上，对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当企业业绩出现回落时才心里没有底。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标志是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是企业的人力成本、资源成本、财务成本、环保成本和出口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些成本的提高最终需要通过企业提高效率，走高附加值的贸易发展模式来消化，但是在短期内必然要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转变机制，提高效率。未来几年，企业的非正常业绩就被挤压，利润增幅明显下降。这一过程也将是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一大批质地差、浪费资源严重、附加值低的一般贸易加工企业将被淘汰，生产份额将向优质企业和龙头企业集中。经济转型过程是市场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是企业效率的提高过程，也是企业竞争力充分体现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将是优质企业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当前的股市调整已经充分反应了对未来两年上市公司业绩的悲观预期。即使未来两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率跟GDP增长率保持同步，当前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也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再说，经过这一轮成本冲击和优胜劣汰之后，优质企业的优势就充分体现了出来，给这些优质企业以更高的溢价就更有了市场基础了。 五、担心大小非减持会导致股市供求严重失衡，是当前股市低迷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2006和2007年我们收获了股改的兑价收益，未来几年投资者想象着几万亿大小非解禁对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市场上流传着这些大小非持股成本非常低，大部分都在面值左右，即使股指跌到一千点，他们也仍然有动力减持。这种猜想让投资者越想越后怕，最后不得不逃之夭夭。 股改以后，大小非具有了法律的流通权利，可以在二级市场减持股份，这的确改变了股市的定价基础，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参与到二级市场股票定价中来。二级市场投资者和大小非在股票定价理念和标准上的确存在着差异，这也就是人们讨论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定价上的差异性。大小非通过买卖股票干预二级市场股票的价格，上市公司融资者和投资者共同参与股票的定价，这是股票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股改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从股市发展角度看，这绝对不是坏事情。如果投资者冷静下来分析，未来大小非减持对二级市场的冲击也不会太大。首先，大小非是否在解禁后减持股份不是有其持有的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当前股票估值是否合理决定的。股票估值越合理，甚至被低估，大小非抛售的压力就越小。作为小非持有者，在股票估值上跟二级市场投资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现在股票估价很合理，甚至被低估，为什么要选择立即减持呢。至于作为企业战略投资者的大非，更不可能在股价被低估时减持股份。任何企业的发起人和创立者，在创立企业后都需要其持有的股份有合理的溢价，大非持股成本虽然很低，但是作为一家成熟的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者，不可能按照持股成本去减持股份。现在即使是做PE投资的，也很难按照净资产去获得股份，获得股份的成本也往往是几倍的PB，大小非怎么可能按照持股成本去减持股份呢?其次，大小非解禁意味着获得了法律上的可流通的权利，但是纵观日美等成熟股市，企业战略投资者对企业股票的稳定持有比例仍然达到60-70%，他们不会因市场的涨跌而随意减持股份。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大非往往是国有资产的战略持有者，尤其是一些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家要保持对公司的控股权和对行业的影响力，根本不可能随意减持股份。因此即使全面解禁，大非减持也不会是普遍现象。第三，全流通之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之争将成为常态，收购和反收购之争将变得激烈，尤其是在股市低迷、股价过低的时候，大股东必须十分关注股权被收购的可能性。当前股市的过度低迷已经引来了民营、外资和部分风险投资基金的关注。即使从实业投资角度看，很多股票已经具有了收购和长期持有的价值。这将迫使部分大股东在合适的时候增持股份，增强控制力。相信在未来市场上大小非的减持和增持将并行发生，单方向的减持压力会越来越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未来股市的基本面存在着种种不确定，但是已经基本反应在当前的股价中;即使从最坏处充分考虑了这些负面影响，当前的股票估值也是能站得脚的。股市的持续低迷跟投资者一边倒的极度恐惧心态有关。由于当前的股票指数已经跌到了2006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2007年入市的投资者已经处于绝对亏损状态。各种调查也显示，近60%以上的投资者处于绝对亏损状态。由于在股市高涨期入市的投资者比重过大，亏损严重，对风险和市场波动的承受压力低，在市场大跌中无所适从。在极度恐慌的投资心态中，投资者过分关注了各种不利于股市的敏感信息，不再接受正面信息的引导。大家从这半年的操作教训中得到了一点教训，只要有反弹就是最好的逃命机会，导致历次反弹都半途而废。研究和舆论界过分渲染了问题的严重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又缺乏正面的系统的分析，问题到底严重在哪，有多严重，投资者看不到多少正面分析的报告。作为当前股市中最核心的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本身应该是绝对价值的投资者，在股票被严重低估时，应该大胆买进。但是短期的利益驱动和绩效比较，导致共同基金成为跟散户一样的趋势投资者，大家都在汲取上半年的操作教训，轻易不出手，共同等待和寻找所谓“绝对的底部”。 股市应该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平衡，要顺势而为，政府部门要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是当投资者心态严重失衡，供求关系严重扭曲的时候，相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加强宣传和引导，帮助投资者恢复信心，稳定预期，减少市场调节的代价也是十分必要的。 政府相关部门要尽量减少投资者对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担忧，宏观调控不是为了打压经济，而是为了让经济的繁荣局面持续得更长更久。要将宏观调控政策和各种社会问题分别开来。例如，通胀当然会影响到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这是政府部门要关注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社会问题就一定要严控通胀。要尽量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变得可预期，减少社会的猜想成分。在当前股市对宏观调控政策过度敏感的情况下，出台政策要充分考虑到股市的承受能力。 上市公司大股东本身肩负着和二级市场投资者共同维护股价的职责。股价过低对上市公司大股东不利，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也不利。应该针对当前投资者担心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种担心。例如，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减持股份的情况下，可向二级市场投资者承诺在什么时间段和什么价格下不减持。如果像三一集团这样的承诺越来越多，投资者持股的信心自然就逐步恢复了。 经过这一轮下跌，中国股市已经完成了价值化回归，股票估值具备了同发达市场的国际可比性。二级市场的股票估值和产业投资的估值逐渐接轨。A股对H股的过高溢价已经逐渐消除。新股发行的溢价也将逐渐消除。尽管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从长期看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举世瞩目，人民币升值历程仍将持续。从基本面和全球资金流向上看，中国股市理应获得高成长的合理溢价。只要我们大家从多方面做工作，消除投资者的恐惧心态，稳定预期，当前股市就一定能稳定下来，并且获得合理的增长。 <SCRIPT src="/mainjs/content_fun_2.js"></SCRIP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