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4日，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3月，非农就业人数减少8万，这已经是该数据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而失业率也从2月的4.8％上升至3月的5.1％，高于此前预期的5％。 就业放缓暗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增大，但对商品价格却形成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经济衰退对某些大宗商品（原油）的需求减少。但另一方面，美联储减息，促使美元持续疲软，大量流动性纷纷转向商品市场寻求避险，进一步推升了通胀水平。尽管缺乏基本面支撑，在旺盛的交易过程中，商品价格仍能从中获得支撑。4月4日，纽约商业交易所的活跃期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26美元，至106.09美元/桶。 事隔两天以后，投资大师罗杰斯于4月6日在香港举行了一个私人午餐会，会上罗杰斯一如既往的劝说贵宾客户们投资于国际大宗商品。罗杰斯表示，他对国际商品市场的看法，即所谓商品牛市，表明上看是由于供应与需求的失衡，实际上则是缘于美元的不断贬值。 罗杰斯经常提及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的案例。7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弗里德曼和他所代表的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货币学派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对比今昔，很多情况惊人的类似：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制造业不断衰退、失业率升高、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停滞而通胀加剧。用货币主义的理论来解释目前的状况似乎更有说服力。弗里德曼认为“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今，美联储为了解决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不断调低联邦基准利率，促使美元贬值，正是美联储这种不断减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目前全球的高通胀水平。 面对次贷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疲软及衰退的可能，美联储不断宣布减息，但同时其它主要国家并未完全跟进美国的减息周期，导致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如欧元、日元）之间息差的缩小，促使美元持续疲软，不断贬值。而在国际石油交易中，主要用美元来结算，因此面对美元的不断贬值，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产量来维持其收入和原有购买力；二是减产维持高油价来稳定其收入。因OPEC目前财政宽裕及其它诸多国际政治的因素，OPEC选择了减少产量维持高油价的策略，这样一来，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高涨。而面对国际油价的飞涨，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大大增加了石油替代的力度。目前，美国生产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是玉米，玉米乙醇生产已经成为全球玉米消费量激增的压倒性因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国际粮价不断高涨的原因了。 另外，让人担心的是：由民选而产生的美国政府总是倾向于实施“全民享乐型的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愿意承受的经济改革所必须承受的痛苦，自然也就没有可能走出困境。受益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上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人如今可以更大肆地输出通货膨胀，让美元随意贬值，让全世界为自己的消费买单。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拥有 16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对美国人是十分有利的，美元贬值使美国的对外负债减轻，美国因此逃避了一部分债务，并转嫁给外国人。另外，因国际原油结算主要为美元结算，因此随着美元贬值、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中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的免费品，而石油产出国出售石油获得的美元，大部分又作为投资流回了美国，如此一来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在美联储的这项政策中，中国、日本以及一系列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后积累了数万亿美元国债及美元储备的亚洲国家，成了最典型的冤大头。这其中，最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将美元看作黄金，通过少消费、多生产、多储蓄、多出口、狂热追求GDP增长和出口创汇。但这种重商主义也存在很多弊端，最大的弊端是国内资源大量地廉价外流，对资源和环境是一场巨大消耗。并且，积攒下来的大量美元储备又随着美元的贬值极易化为乌有。毕竟，美元不是黄金，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就已经与黄金脱钩了，美元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张张的纸罢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还是掌握在美联储手中。一旦美国经济转暖，美联储停止减息进而再度进入加息周期，届时商品牛市或将告一段落，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减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生作用，即大宗商品价格和资金流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以人民币计算的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对中国构成“输入型通胀”压力。而随着外部资金大量涌入，为了稳定汇率而被动创造的国内流动性，使原本已经疲于应付的货币政策更显窘态。中国的通胀无疑是全球通胀的一部分。国际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对中国消费价格的影响比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要大得多。全球性商品价格上涨是拉动中国消费价格上扬的关键。 由此看来，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高通胀实质上是由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因而不可能期望完全依靠本国货币紧缩政策来根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