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台的中产焦虑症候群，奇在台湾的平均收入比内
香港和内地的中产者产生焦虑不足为奇，奇在台湾的平均收入比内地高，贫富差距比香港低，中产者何故也有焦虑？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预算案，引起的反响不大，但他的一句“我也是中产者”，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城哗然。以财政司司长年薪四百多万港元，月入三十多万港元，却自称是“中产者”，难怪香港众多为生活挣扎的“夹心”阶层，都要怒吼了。
什么是中产者？“中产”有个“产”字，自然与财产有关。从经济出发作阶级分析，来自马克思，他笔下的布尔乔亚 (bourgeoisie，即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剥削者，而被剥削者则是无产阶级。那些既没有剥削别人，也没有被人剥削的，马克思称之为“小资产阶级”。
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中产者”，但含义已远为复杂。既有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及工商业的个体户；也有新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优薪的白领阶层。事实上，“中产者”一词，源自美国经济学者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把中产阶级界定为包括企业经理、高层技术人员、政府机关和企业办事人员、商店普通销售员等。
至于香港，若据汇丰银行经济师的分析，谓香港只有三个阶层，即富豪、中产者和基层人士，那么若以香港房价来看，豪宅动辄过亿元，新建楼宇呎价也近万元，能称得上富豪至少要过亿元财产，而财政司司长年薪四百多万也未必有此身家，难怪他自称是中产者。
一般的看法，据港府统计处的定义，月入一万至四万的住户称为中产户。但“中产”定义也不能只看入息，还要看他住的是什么房子，其消费模式和生活模式又是怎样。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便以动态的“处境”分析阶级，而所谓“处境”，主要是指在市场机遇的定位，而关键是人们的身份地位，包括生活方式和社会声望等。所以财政司司长说他口中的“中产者”指生活方式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以饮咖啡来界定却又显得啼笑皆非了。
内地对中产者界定，也可应用韦伯的方法。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便曾就内地的中产者提出3个标准，包括在经济上其收入和生活状况居于小康水平；在职业上近似于白领群体；以及在知识方面，受过较好的教育。而这3个标准，可适用于4类人：传统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20至30多岁的高新技术人员；效益较好的企业职工；以及个体户。
其实不管是香港、内地以至在台湾，中产者面对许多生活困扰，对职业保障、住房、医疗、退休、子女教育等，都有很多担忧，引致焦虑，产生一种集体性的“焦虑症候群”。早在1926年，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已将焦虑与工业资本主义相联系，分焦虑为三种，一种是道德性的，源于良知的内咎；一种是情绪性的，属于自我压抑；还有一种是客观性的，与潜在威胁有关，正是今日中产者的焦虑。
香港和内地的中产者产生焦虑不足为奇，奇在台湾的平均收入比内地高，贫富差距比香港低，中产者何故也有焦虑？说穿了，不外是大企业的垄断日益膨涨，中产者向上爬的机会不断减少，向下流日趋普及，人生希望幻灭了，焦虑因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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