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V class=artibody id=artibody> 如今回首往事，我才发现20世纪50年代在股票市场上损失掉全部财富的风险比此前或此后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小得多。这个经验告诉我，不仅股市行情非常难以预测，而且小规模投资者也总是更容易在不该悲观的时候反而非常悲观，在不该乐观的时候反而非常乐观，因此，当他们想在牛市中追涨买入以及在熊市中杀跌卖出时，往往会事与愿违，弄巧成拙。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勤奋刻苦的人，他以前是一位数学教授，后来他离开学校，成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公司最年轻的高级审计师。我七岁时他患上疾病，在我十岁时他死于脑癌。这场家庭悲剧使我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她在勒德洛铸排机制造厂（Ludlow）工作，这家工厂后来被泰克实验室（Tyco）兼并），我也决定找一份兼职工作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11岁时我开始打工，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那是1955年7月7日，就在这一天，道琼斯指数从467点跌到了460点。 对于一个已经懂得高尔夫球规则的11岁小孩子来说，做球童是一份十分理想的工作，我在高尔夫球场跑来跑去找找球就可以赚到钱，我一个下午赚到的钱比一个报童每周七天天天一大早6点钟就要辛辛苦苦挨家挨户送报纸赚的钱还要多，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 到高中时我开始明白，做一个球童能够给自己带来相当微妙却十分重要的优势，特别是在类似于波士顿郊外的Brae Burn俱乐部这样高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里，我的客户都是一些大公司的总裁和CEO：吉列公司（Gillette），宝丽来公司（Polaroid）以及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富达基金公司（Fidelity）。在帮富达基金公司总裁乔治·沙利文（D. Goerge Sullivan）寻找他的高尔夫球时，我也帮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成功捷径的球童：进入一家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这个权力中心的捷径是通过像Brae Burn这样的高级俱乐部的更衣室认识一些头面人物。 如果你想得到有关股票投资的教育，高尔夫球场是一个仅次于主要股票交易所交易大厅的最佳场所，特别是在那些俱乐部的会员们打出一个左曲球或右曲球之后，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吹嘘他们最近的成功投资。在一局比赛中，我也许要给出5个挥杆的建议，相应也能听到他们谈论的5个股票投资消息。 尽管当时还只是高中生的我还没有钱来根据我听他们谈到的股票消息进行投资，但是我在球道上所听到的这些人投资股票赚钱的故事，还是让我重新审视了我的亲戚们认为股市投资只会让人赔钱的看法。我的很多客户确实真的都已经在股市上赚到了钱，而且其中一些正面的投资成功例子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对股票投资的看法。 球童可以很快学会将他的客户分成三六九等：第一类客户是球技很好、待人很好、小费很好的会员，我们球童把他们奉若神明，不过这种最好的客户是凤毛麟角非常少见；第二类客户则是球技一般、小费一般的会员；第三类客户是球技很差、待人很差、小费很差的会员，这是三个等级中最差的客户，也是球童最厌烦也最想躲避的。在做球童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在为球技平平小费也平平的一般客户服务，但是如果要面临在两种客户之间选择，一种客户球打得很糟糕但小费给得很大方，另一种客户球打得很精彩但小费给得吝啬，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球童工作让我强化了这一观念：做事得有钱赚。 在高中以及波士顿学院就读期间，我一直在做球童，我用自己获得的弗朗西斯·奎梅特（Francis Ouimet）球童奖学金支付了波士顿学院的大学学费。大学期间，除非是必修课，否则科学、数学和会计这些进入商业社会所必需的基础课我一概不会选修。我喜欢的是文科，学习了一般的文科课程历史、心理学和政治学之外，我还学习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宗教学和古希腊哲学等文科课程。 </DIV><!--正文内容结束--><!--关于内容的操作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