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am born penniless,but must not be still poor and frustrated at the time of death.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中国不能惧怕索罗斯 金融危机的肇事者 对于全世界的银行家来说，“索罗斯”三个字，代表着一种邪恶的力量，受其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元气大伤，典型的病症是经济发展倒退，金融体系失效、混乱甚至崩塌。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索罗斯的名字，就是投机这个恶魔的化身。 投机二字，曾经是国人脑海里的禁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投机倒把甚至是一项可以判刑的犯罪行为。上海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便差点因为奔赴各地赚取国库券差价而被问罪。 国人对投机的认识，除了价格双轨制度实行时期的商品倒卖外，影响最深远的可能要算君子兰风波。不过，这些与国际游资每日以万美元计的投机活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历史的伤痛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2004年，温州炒房团在神州大地出击时，媒体开始谱写经济寓言。在这场妖魔化的运动中，温州游资俨然成了搅乱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版索罗斯，一时之下，笔伐之声见诸报端甚至政府决策者的口中，导致各地银行纷纷联手阻击温州资金的流动。 当索罗斯的名字和金融危机划上等号时，世人的恐惧源自于对游资躁动的恐惧。但是，恐惧并不能让已腐烂的经济肌体焕发生机。 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为什么索罗斯总是能够如巨鳄般嗜血而归？是其对鲜血有某种特别的嗅觉吗？ 正如索罗斯所言，“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其独到之处，在于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洞察。这给他带来了难以言传的预测能力。 实际上，冲击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径，便是在这一地区经济泡沫到达疯狂状态的时候。 导致泡沫经济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现象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繁荣到衰败的转变，但根源却是市场的放任，导致金融市场创新速度和监管工具的脱节，为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埋下导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姗·斯特兰奇将当代资本主义比作一个规模宏大的“赌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座“赌场”里不情愿的赌客。 斯特兰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因特网和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出现，使金融投机和金融风暴转瞬间成为可能。像索罗斯从东南亚转移几十亿美元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全球化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对外资的争夺战中，很多国家品尝到金融大开放带来的快乐大蛋糕。但却对因此而来的地产泡沫、高额赤字乃至资金外逃视而不见。这似乎是一场透支快乐的狂欢，人们必须为无节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价。 是谁将狂欢者——其中包括某些国家的央行行长，或许是一国元首——从经济增长梦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罗斯。 痛苦的9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遭遇狙击，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1992年的英国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是举国上下财富缩水，而索罗斯却从这些国家经济的废墟上踩过，手里如海盗般拎着满满的钱袋。 不过，索罗斯和18世纪荷兰海盗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虽然英国人称其为“吸血鬼夏洛克”，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瓦骂其为“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泰国人声称要将他绳之于法，但这并不妨碍索罗斯继续靠寻找“鸡蛋上的缝隙”来赚钱。 “金融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漏洞，肯定会出现问题，由于我而出现一些情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体制的不完善，这与道德和爱心没有关系。”在参与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杀之后，索罗斯给自己找到这样的下台阶。 寻找制度的缺陷，玩转游戏规则，合法地致富，这是就是索罗斯们在全球资本市场“掠夺”的惯用伎俩。他们的战车，是资金庞大到所向披靡的对冲基金，手中的武器，则是令世人难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复杂精密的数量模型。 索罗斯，则是全球对冲基金的“教父”，是金融体系麻烦制造者群体中的头号人物。 对冲基金的第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是1992年索罗斯发动的狙击英磅之战。那一年，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索罗斯则成了“打败英格兰银行的人”，战果是骇人的10亿美元。 虽然当时全世界对索罗斯的暴富大为渲染，并引起国际金融体系对对冲基金监管不严的恐慌，但是，各国似乎并未能够找到真正对抗索罗斯们的法宝。 银行家的一筹莫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央行行长不是最后一个被对冲基金挫败的央行行长。墨西哥、泰国、印尼、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央行行长，在对冲基金肆虐下，一个又一个低下了高贵的头。 下一个备受考验的央行行长会来自何方呢？ 是中国吗？ 中国岂能隔岸观火 1997年至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擦肩而过。 如果危机发生在2007年，结局会怎样呢？2007年，外资银行将在中国畅通无阻，在海外资金大举投资A股的同时，国内资金也可名正言顺地投资海外，金融体系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已不再是密如铁桶。 相信居于庙堂之上者，一定在很艰难地、很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能够侥幸避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得益于中国在1993年7月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并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泡沫经济的风险已提前释放。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业当时并未对外开放，银行体系不受冲击，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一外汇管制政策，使中国具有坚固的防火墙。 换言之，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已达三至四成，远高于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泰国（不到10倍），深沪A股的市盈率更是高达五六十倍，但是，对冲基金却不得其门而入。 “彼岸失火，怎敢作壁上观”。1997年以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在2000年加入WTO后，中国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伐，外资银行和国际投行纷纷进入中国。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等国际大投行，也以QFII的身份进入了深沪股市。不过，中国尚未推出股市作空机制，而对冲基金仍未在中国获得准生证。 时至今日，中国金融市场仍是一个未完全开放的新兴市场。如果全面开放的一天到来，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抵抗外资银行乃至索罗斯们的冲击吗？ 2001年9月，索罗斯来到中国，并在“21世纪的中国及世界”国际论坛上重提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躲过了这场灾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金融体制对外部世界封闭。但又不能无限期地保持这种关系。”索罗斯警告说，“其他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在早期也是对外部的资本市场封闭，没有向外开放，他们就不能很快发展。然而当他们开放后，他们过去在封闭时期建立的金融体制和机制就陷入了麻烦，他们的麻烦现在还没有解决。” 索罗斯的预言似乎正在变为现实。 随着中国履行WTO承诺的速度加快，金融开放的风险日益显现，五年的缓冲期并未给中国金融业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似乎都没有做好迎接国际游资挑战的准备。 要知道，国际游资的到来，绝不会只是在股市领域。他们就像章鱼一样，用被低估的人民币购买资产，期待有一天人民币升值后，重新换回美元。 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势必对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构成巨大的风险。防范风险的首要责任，落到了占金融资产大头的国有银行肩上。 但是，目前的国有银行体系，仍是处于垄断状态的官僚式银行组织。竞争对手的缺乏，使其根本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与具有金融超市特征的跨国银行一决高低。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更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干预，但靠临时抱佛脚式的一纸通知来进行监管的方式，岂能与擅长通过钻法律漏洞的对冲基金等国际游资掰手腕？ 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将目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形容为“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到了4月份，“阔别”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一时之间，治理经济投资过热的成为举国上下的工作重心。海外投行开始担心，银根紧缩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银行坏账急增。 1997年泰国发生金融危机时，银行业的坏账率不过是7%。而当时新加坡、香港等地的银行质量风险以及股市的泡沫，都远低于今天的中国。只是在庞大的游资冲击下，很少有国家能抵御这种投机大军的攻击。 现在，虽然中国仍未开放对冲基金业务，股市尚未有期指投资工具，但这并不妨碍热钱大举流入中国。市场普遍认为，除了QFII的约18亿美元的合法资金流入外，仅去年进入中国市场套利的国际市场热钱可能就有344亿美元。他们赌博的是人民币升值。 可以说，目前中国面临的情形，与广岛协议签订前的日本很相似。当时的日本被迫将日元大幅升值，结果导致全球资金蜂拥而来，大大加速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最疯狂的时候，仅日本东京的地价，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土地。 目前，中国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纷纷发出房价暴涨的信号。如摩根斯坦利等外资资金已潜入地产市场。进入的渠道很多，实际金额可能远远超过管理层的监管范围。但是，这些资金大多是索罗斯式的套利资金，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便脚底抹油，跑得比谁还快。无论从资金量还是操作手法来讲，他们的危害程度都远远高于温州炒房团。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对待索罗斯式的套利基金的涌入，诅咒无济于事，封堵也不是长久之计，正确的办法，是如索罗斯所言“扎紧篱笆”，不要让金融体系有太多的制度性漏洞。同时，提防投机风险的无限放大，研究对策，严格监控游资行踪，使其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助推器。 未雨绸缪 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历来得改革风气之先，对游资的投机风险早有认识。曾直面金融风险的广东，吃一堑长一智，干脆请了一批洋顾问，让他们为广东省发展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出谋献策。 早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６日，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便在《羊城晚报》发表一篇精彩的读书笔记，希望从事经济工作者、投资者和经营者“与其骂索罗斯，不如认真去研究索尔斯。” 因为创造期权定价公式，索尔斯（Myron S. Scholes）和默顿一起摘取了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在期权、衍生工具、金融工程等现代经济最前沿领域游刃有余的经济学家，仍不能控制对冲基金放大杠杆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索尔斯、默顿、穆林斯（DavidMullins，前哈佛教授，曾任美国财政副部长、联邦储备局副主席）三人1994年参与管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曾被金融界称为“梦幻组合”，但长期资本基金在1998年仍因风险失控而一度濒临破产。如果不是巴菲特和索罗斯等华尔街巨子出手挽救，国际金融体系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 美国股神巴菲特和投资师林奇都认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存在毫无意义。巴菲特甚至预言——衍生工具、对冲基金缺乏有效监管，迟早——未来10年内——带来灾难性金融地震。 曾经多次在金融市场的崩溃中斩获甚丰的索罗斯，更是预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即将瓦解。因为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即使早已在金融的骇浪中练就一身铁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无法抵抗来自国际游资的冲击，而刚刚从资本市场的游泳池学会“狗扒式”的中国，却正在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步伐。金融风险随之而加剧。稍来不慎，很可能在引狼入室之时，遭到狼群的攻击。 自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外贸依存度超过五成，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打个喷嚏，中国经济难免要伤风。如果未来真的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体系很难像上世纪末那样独善其身。 “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中国要向世界开放它的金融体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尔斯认为，“中国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非金融经济。这就意味着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风险就是要面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经济竞争。因此，必须花时间学习在加入WTO以后如何进行金融经济领域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当外资银行在2006年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中国银行业必须展开肉搏战的对手，是规模巨大、治理结构优良、信用程度高、全球布局的全能银行。 中资银行还必须面对新的困境：政策优势逐渐丧失，优质客户加速流失，高级人才流失以及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陌生。 更艰难的是，中资银行习惯了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鸟笼”中生存，一旦获得了在天空翱翔的自由，会不会已经不知道该怎样飞翔呢？ 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带动金属等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飙升，习惯于在现货市场购买原材料的中国企业，对此几乎是束手无策。 中国企业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同行。因为跨国公司不仅早就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休供货合约，更主要的，他们还按规则运用期权锁定利润。但是，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中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有大型企业能够参与衍生品的保值交易。 对金融衍生品交易采取逃避的态度，长期的结果，是中国经济的命运将捏在人家的手中。 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全球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资本的25%。但是，却未能掌握这些大宗原料的定价权。这种困境直接后果是，当中国需要大宗购买时，国际供货商便趁机抬机，而中国需求减弱时，产品价格随之低走。 参与世界期货市场交易，让中国企业在原材料交易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此举与其说是金融创新，不如说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必然途径。无奈之下，中国推出了燃油期货，并大大放宽了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的限制。 2004年8月，云铝股份、焦作万方、宏达股份等一批国企获得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资格，意味着中资企业开始要在衍生品交易中与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交手。 其实，中资企业早已在香港股市与索罗斯们过招，结果是各有胜败。但是，可以预见，很快在深沪股市，投资者也将见到类似索罗斯般的基金到来。 今年7月，规模为240亿美元的盖茨基金获得进入A股的QFII资格。而在国际市场上，类似盖茨基金这样的慈善基金、或者是一些学校基金，常常是对冲基金的持有人。何况目前已有不少套利基金，早已施展各种手段随风潜入夜般偷步进入中国，只等人民币升值那一天到来。 再放眼看，由于全球股市的低迷，对冲基金成为弱市中的佼佼者，连曾深受对冲基金冲击的香港各新加坡股市，也将对冲基金的持有人资产规模大大降低，一般的散户投资者也开始投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在全球的扩张，目前已是攻城拔寨之势。虽然对冲基金目前尚未在中国拿到准生证，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并不遥远。 一旦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的金融市场势必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成千上万亿美元的游资，很可能呼啸而来。 目前，正在四处叫嚣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表面上看是日美等国家的政府，但背后掩盖的可能是金融集团的利益。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那一天为期不远。 虽然2004年中国仍能坚持人民币不升值，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最终将与美元脱钩。仅仅由于市场对此结果有预期，就可能导致热钱大量地进入中国。 2004年，曾经和索罗斯一起创办量子基金的吉姆·罗杰斯来到中国。这位华尔街金童一点都不掩饰对中国前景的乐观：“未来是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但是，当被问到大陆货币自由兑换问题时，罗杰斯说，人民币绝对不会维持固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势将让人民币浮动。2008年北京将举办奥运，他怎么可能在汇率上采取封锁？中国外汇管制和贸易限制如果不改变，就会带来大萧条。“这也是我所见中国市场还未完成开发的部分。这一点，人民银行中有人了解的。” 2008年似乎还很遥远。但是，2004年，中国已经感受到缺乏金融衍生品的危害性。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被迫在国际油价超过46美元时还大量进口石油。同时价格高涨的，还有铜铝等大宗原材料。 2004年，世界不再将中国比作为“通货紧缩的输出者”，而是将中国视为“通货膨胀的制造者”。在中国因素的影响下，国际游资有了炒作的借口。 无论是国际油价的暴涨，还是黄金或者金属期货的大起大落，都深深带有国际游资流动的痕迹。所谓的索罗斯主义，正成为影响包括货币在内的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其冲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如何才能在越来越白热化的金融战中取得主动权呢？ 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研究索罗斯，迎接挑战，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是中国银行家们所必需正视的问题。 当然，金融危机让银行家头痛，但却是索罗斯们的沙场。对于那些新一代的中国投机者来说，索罗斯就像一部投机宝典。如何在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找到“金融炼金术”，是人人都梦想之事。 仅仅以深沪股市而言， 2001年6月以来的大熊市至今未有止跌迹象，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和以圈钱为定位的深沪股市，价值投资只是奢望，就算是巴菲特来到中国，他惟一能做的便是持有现金。就像2004年4月来到中国的吉姆·罗杰斯一样，坚决要等到深沪股市跌透了才买。 所以，在2004年7月，很多投资人士喊出了“千万别学巴菲特”的宣言。 也许，他们早就忘记，早在1997年，深沪中国股市是学习巴菲特年。那一年，深市便在“价值成长、长期投资”的主旋律下，深成指创出点的历史新高。而2003年底至2004年初的价值投资行情，与之相比，如小溪与长江相争。 “整个华尔街的灵魂就是关于‘时点’的经济学。”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这位 “索罗斯的中国门徒”，被业内誉为“用中文讲清楚美国资本市场第一人”的经济学家直言，“当国内乐此不疲地假定一些长期投资价值的时候，这种理念本身恰恰是一种误导，因为长期投资价值本身并不存在固定的载体。如果你长期持有某只股票，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会赔钱。” 目前，在深沪股市活跃的基金经理，他们所做的，基本上是高抛低吸，波段操作盈利的方式。股票短期的波动，造就了他们“选时重于选股”的生存理念。而这一切，恰恰是索罗斯投资理念的真经。 索罗斯以反射、可错性和开放社会理论指导着自己的量子基金冲锋陷阵。不过，理论归理论，索罗斯真正赚钱的不二法门，是其能够透过观察市场情绪的变化，寻找到一个趋势的拐点，也就是盛衰序列转折点。这与巴菲特的“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迥然不同。 由于目前的深沪A股市场市盈率太高，股票差价成为市场盈利的主要来源。揣摩索罗斯的投资策略，无疑为短线高手提供了一个求道的终南捷径。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将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称为“经济的肿瘤”，中国人至今仍是闻“投机”二字便心生胆寒，但是，索罗斯式的投机者将在中国越来越有市场。因为，未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将逐渐脱离“政策市”的阴影，和国际市场接轨，几乎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旦中国有了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有了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各种私募基金，我们将面临一个全新的金融格局。目前这种低率、单一和封闭的金融市场，将被开放和产品多元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替代，届时，所谓的索罗斯主义，将是所有投机者不得不参悟的生存之道。 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到底有何魔力，深沪股市投机者目前尚无从领教。 我们有海归的IT界创业首富如搜狐的张朝阳；我们有深谙华尔街资本运作规则的财技高手仰融；我们有曾在A股市场翻云覆雨的庄家德隆，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能够在华尔街起风云的大人物。 想靠头脑风暴致富的你，会是第一个中国版的索罗斯吗？ 第一章 巨鳄沉浮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成为传奇人物，而不是死后才被记住。认为自己死后还能活在人们心里的想法是毫无疑义的，人只有一次生命。 ——索罗斯 第一节：股票投资：最危险的职业？ “每个人都可以有两份收入，一份是工资劳务性收入，另一份为投资创业收益。这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新课题。”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如此描绘中国人的创富生活。 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更是明言—— 有钱的人，可以投机； 钱少的人，不可以投机； 根本没钱的人，必须投机。 可是，股票交易，这个全球投资者最常见的投资方式，竟在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早在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近期股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中国证券市场具备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据说政府启动股市是为了拉经济一把。 于是，老百姓都响应号召，炒股一时仿佛成了爱国。可是，那些股民今天大多亏损累累，即使是奉命炒股的专业机构——中国人将其称为证券公司，也成了2004年全社会最会“亏钱”的行业。 2004年，在股市中备受打击的中国人，将股票投资列入十大最危险职业之中。 自从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成立，中国股市诞生不过14年，缘何证券行业如此迅速的成为凋谢的行业？是制度性缺陷令中国人无用武之地？还是中国人天性没有投机基因？ 从表面上看，三年熊市，寸草不生。沪综指从2001年6月14日的高位2245.43点，跌至1300点的新低。很少有投资者的荷包没被洗劫一空。 股票投资在中国成了高危行业，做股票的人竟然会自卑，因为那是件让人瞧不起的事。这是2004年的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尴尬事。 很难说是不是淮桔成枳现象在深沪股市的重演，其实，在全球金融市场，无论大牛市还是大熊市，总有投机家让世人景仰。他们赚钱的速度，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远远超过印钞机。 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震撼相比，深沪股市无论从投机金额的大小，还是风险放大程度，都只是小溪里的一朵小浪花。 放眼全球顶尖的投机大师，没有一个不是沧海横流中显示出自己的英雄本色。即使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2002年初的5100多点，跌至1100多点，但顶尖的投机大师一样能赚得盆满钵盈。 约有8万亿美元的热钱，在分秒必争地搅动全球金融市场，每天的成交金额成千上万亿美元。这个金钱漩涡的中心，就是华尔街。在这里，每天都有人破产，有人狂欢。 1792年3月21日，在华尔街68号前面的一棵梧桐树下，21个经纪人和3家公司签订了一份佣金标准协议，从此揭开了金融史上新的一页，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和对投机的迷恋从此无休止地上演。 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牛熊的转换令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多空双方的力量决定着金钱的流向。 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海里，每一次飓风卷过，都可能导致世界经济架构的重新搭建。对于那些冲浪的市场的参与者来说，胜者意味着财富和美酒，而失败者大概只能是“葬身海底”。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元剧《桃花扇》的一句小曲儿，几乎是绝大多数全球市场交易员的宿命。 在华尔街200多年的风云中，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著名的投机者的末日。 威廉·杜尔（William D0er）是华尔街的开拓人物之一，也是华尔街历史上第一个牛市的始作俑者。 看一看杜尔的履历，我们便知道他在华尔街的影响力—— 1785年，杜尔担任美国国家财政委员会主席。178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 任职期间，杜尔利用职务便利带来的信息优势，在商业和证券交易中牟取暴利。后来，联邦政府立法规定，财政官员不得参与联邦债券投机买卖。杜尔并未因此放弃投机生涯，反而是傲慢地辞去公职，更加变本加厉的进行市场投机。 杜尔最辉煌的时刻，是坐庄银行股。由于他大量借钱拉高银行股，导致市场疯狂跟风，并因此催生了一波大牛市。 可惜，杜尔的疯狂遭遇一批炒家的狙击，那些人从银行的白银和黄金储备中取走自己的股份，导致银根紧缩，杜尔遭遇釜底抽薪之痛，坐庄资金告急，最后导致资金链断裂。 最后，杜尔挪用23.8万美元的国家公款炒股之事暴露，结果被诉诸公堂。杜尔想借钱还债，怎奈求贷无门，最后受到终身监禁的重罚。 杜尔的入狱，令银行股一泻千里，一个大熊市因此来临，25个经纪人宣布破产。 从辉煌到衰败，杜尔的投机生涯匆匆忙忙地结束。后来，杜尔的故事一再在华尔街上演。 1974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两个石油大亨尼尔逊·亨特（Nelson Hunt）和威廉·亨特（William Hunt）再出惊人之举。兄弟俩瞄准美国取消金本位和银本位制带来的机遇，从开始狂购白银。 1980年初，白银价格飙升至50.06美元一盎司。但兄弟俩并不知足，开始了一场以白银市场为目标的垄断投机。 为了继续垄断白银，兄弟俩不惜以19%的年利率借钱收购白银，结果成了白银市场的惟一买家。 白银的狂涨，导致老百姓将银器卖出来换取现金，使得白银供应突然大增。在白银的供需事关重大打破之后，亨利兄弟仍在频频借贷维持银价，很快便不堪重负。 到1980年3月，银价已跌至40美元一盎司。其后持续下跌，他们被迫减持白银还债，银价大堤因此瓦解。亨利兄弟被迫在7年后宣布破产。 杜尔和亨利兄弟倒下去后，便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其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过于贪婪。过度的借贷放大了他们的欲望，最后变成了沉重的枷锁。这样的兴衰逆转在华尔街并不罕见。 被誉为“华尔街宗师”的W·D 江恩（William Delbert Gann）在其《华尔街四十五年》中，细数1920年之后30年间“华尔街所有其他大炒家的操作方法”。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炒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均衡感，而且只渴望金钱带来的力量，妄图垄断市场。垄断把价格抬得很高......结果几乎所有试图这样做的人都落得了同样得下场。他们破产了。” 杰西·利文摩尔说：“在华尔街，没有什么事是新奇的。投机就像山岳那般古老。股市上今天发生的事过去也发生过，而且将来会再次发生。我从没忘记这点。”但是，他最终仍未忘记控制自己的贪婪。 “一个普通人、投机者、投资者或交易商，可以从历史上那些聚敛了成千上万美元，然后又统统输掉的大炒家身上学到什么？他可以学到的教训是这些炒家为什么会输钱，以及他们没有遵守什么规则，并因此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然后他就有了赚钱并且保住盈利的机会。”江恩不无感慨地认为—— “他要学习的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是不要过度交易。他要学习的下一件事是使用止蚀单。一份自动的止蚀单不但可以保住本钱，还可以保住盈利。” 华尔街二百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投机就像是一场财富的马拉松，只要没有退出比赛，没有谁敢称自己是胜利者。太多的投机枭雄，即使能称霸一时，但终归是英雄末路，两手空空甚至是身陷囹圄。 对于永远不会缺钱的华尔街来说，惟一的稀世珍宝是“不倒翁”。他们即使眼看要被打倒在地，但仍能像不倒翁一样很快站起来。 在华尔街日复一日的财富争夺战中，谁是“不倒翁”呢？ 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 文章引用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