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伦·巴菲特认识本·格雷厄姆的情形和大多数美国投资者一样——偶然发现一本《聪明的投资者》就读了它。当时的巴菲特19 岁，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四年级。“我当时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投资书，”他说，“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2） 1950 年，巴菲特带着向格雷厄姆求教的想法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研究生院。（他起初申请的是哈佛大学，却被拒绝了）此时，他已经是个严肃的投资者了，虽然时间不长。作为股票经纪人（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儿子，巴菲特八岁就读了第一本投资书，11岁买了第一张股票，少年时代还在奥马哈的哈里斯—乌海姆公司作过股价公布员的工作。上大学之前，他已经通过送报纸和其他工作积累了超过9000 美元的资本。（3） 前往哥伦比亚 巴菲特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但是他很快就发现，选修本的课是他一生中最明智的投资决策之一。“本很有想像力，他的思想引人入胜。他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 学习的乐趣 本在教学中不公布公司名称，造成了许多悬念。学生们努力猜测这些公司的真实身份，而结果常常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有一次，本对A 公司和B 公司作了详细的比较，后来学生们发现，原来它们只是波音公司在飞机制造业历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他是公司研究这一行的埃德加·艾伦·坡。”巴菲特笑着说。 所有的数字分析都是为了揭示一个熟悉而重要的道理：公司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一种公司股票可能在某个时刻是不错的购买对象，可是价格会很快就过高了，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吸引巴菲特的并不只是这些投资的分析方法，格雷厄姆的人格也让他折服。 好奇心 “本看上去有点像爱德华·G·罗宾逊，人们对他指出了这一点。有一次他见到罗宾逊时说：“你知道吗？人们都说我长得像你。”罗宾逊回答道：“如果我像你，我肯定会表演魔术。”本喜欢魔术。 出于好奇，巴菲特到图书馆找《名人录》查了教授的名字。“上面说他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主席，”巴菲特回忆说，“于是我就问图书管理员，如何找到一本介绍保险公司的书。他给了我一本巨大的《美国最佳》。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保险的世界。” 读了《美国最佳》上一篇介绍保险公司等级的文章之后，巴菲特决定分析GEICO，当作课堂作业的一部分。 学习保险知识 “于是我直奔公司所在地华盛顿。那是个周末，门锁着，但是我仍然呯呯的敲门。最后，出来了一个清洁工，我说，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说话吗？他说六楼上还有个人。这个人就是洛里默·A·戴维森，他让我受到大约6 个小时的教育。这就是我如何对GEICO 产生兴趣的过程，通过本的关系。” 戴维森的朋友都亲切地称他“戴威”，他后来成了公司的执行主管。很明显，戴维森的工作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巴菲特立即把自己3/4 的投资都转向了GEICO。从此以后，保险公司对巴菲特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它们一直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清单中的核心部分。 新泽西之行 格雷厄姆的投资显然不止一次让巴菲特感到着迷。沃尔特·舒勒斯说他是1951 年在泽西城参加马歇尔·威尔斯公司的年会时第一次见到巴菲特的。这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批发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拥有它一定的股份。当年还是学生的巴菲特也买了一些这种股票，并和朋友一起参加了这次年会。 “我不知道他买（马歇尔·威尔斯的股票）是因为看过了公司的股票清单，还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这样，”舒勒斯说。“但是他们都看过这个清单。” 这次股东大会结束后，舒勒斯和巴菲特以及他们的朋友们一起聚餐，于是开始了一种友谊。（4） 永远的友谊 舒勒斯并不是巴菲特在纽约上学时唯一的新朋友，而且，对股市感兴趣的年轻人互相联系起来也并不稀奇。“当时华尔街的年轻人并不多，”拉恩说。拉恩1949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他那个652 人的大班级中，只有6 个同学进入了投资行业。 哈佛毕业后，拉恩到纽约为奇德·皮伯蒂公司工作，后来又作为旁听生参加了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他允许华尔街的人来旁听，”拉恩说。“我在那里认识了沃伦·巴菲特，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对我的生活有巨大影响，无论事业还是个人生活。” 硬对硬 1951 年，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发生了一次特别的思想冲突，这似乎使那年的课程没有以前那么平等了。拉恩说他自己基本上是个看客。他们之间的讨论和争吵非常激烈，只有最自信、最勇敢的学生才会愿意跳出来发表意见。这学期，格雷厄姆给了巴菲待一个A+。 成绩是A，却没有工作。 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巴菲特申请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如果必要，可以不领工资。巴菲特开玩笑地说：“本习惯地算了价格—价值比，然后说，不。”（5） 巴菲特又严肃地说，他认为本太客气了，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原因。后来，本曾暗示地向巴菲特提到，他当时更愿意把位置留给年轻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想在华尔街找份工作实在太难了。虽然如此，本还是保证替他留意在华尔街别的公司找份工作。 返回内布拉斯加 巴菲特回到家乡，在父亲的巴菲特—福尔克投资公司工作，但是他心里仍然在想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想着GE-ICO 的股票。 “我努力地在城里推销它（GEICO 股票），只是效果不太好。但是当我得知有人要卖出手中的股票时，高兴极了，又买进了更多。”巴菲特说。 令巴菲特泄气的是，他发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也正在抛售这种股票。“哎呀，我对此感到不解。格雷厄姆在卖，我却在买，我们总有一人是错的。”（6）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没有错。“第二年股价翻了一翻，于是我全部卖掉了。”如果巴菲特再等一等，利润还会更高。 卖出股票的是本的新基金—纽曼＆格雷厄姆基金，而且这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合伙人基金刚成立时，有些投资者以GEICO 股票代替现金入股，而基金为了使资产更具有流动性，决定把它们变现。除此以外，本的基金仍然保留了绝大部分的GEICO 股票。 主动出击 在GEICO 这一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并没使巴菲特降低他对本或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热情。他继续和本保持联系，要求为他做些特殊的分析研究工作，直至在公司拥有一份工作。巴菲特曾对拜尔德温公司进行了分析，然后写信建议本买下这种股票。 本回信说：“亲爱的巴菲特：我们没能及时就拜尔德温公司一事向你作出答复是因为，我们想把它当作一次检验本公司分析和决策方法的机会。我们终于得出结论：如果价格下降到21 美元左右，可以买进1000 股到1500 股..” 巴菲特写了回信，保证在这个价格为本留出大量股票；同时，他还推荐了另一个公司——格雷夫兄弟合作公司。只是这回他却不能替本买进了，因为巴菲特—福尔克公司没有在它上市交易的交易场所取得会员资格。 巴菲特解释了他向本推荐新证券的动机。“如果我想在华盛顿土人队当一名四分位，我就必须让人们看到我很少失手。”（7） 或许，只有巴菲特这样极为友好、坚持不懈的人才能够打动本给他一份工作。事实上，他们在通信的过程中友谊不断加深。开始，巴菲特写信给“格雷厄姆先生”，本也同样写给“巴菲特”；逐渐地，称呼变成了“本”和“沃伦”。本退休移居加利福尼亚以后，他们还在信中谈论自己的妻子、儿女和朋友们。 但是友谊的建立需要时间。“他极为友善，却为自己设了一层盔甲。”巴菲特曾经读过本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的草稿。本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有许多朋友却没有知心朋友的人。 “每个人都喜欢他，”巴菲特继续说。“每个人都尊敬他，每个人都想和他在一起，却没有人能靠近他。这对女人是一种挑战，她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和他亲近的人。” 许多女人都很失望，可是巴菲特又说，“她们已经比男人强多了。” 本有些拘谨，但是他对巴菲特的看重还是显而易见的。1952 年3 月本写信祝贺他与苏茜·汤普森喜结莲理，并说他很高兴地见到了巴菲特的父母。1953 年8 月，本又写信祝贺他生了女儿小苏茜，他是在与霍华德·巴菲特进行电话交谈时得到此事的，后者为自己作祖父感到很骄傲。本还说，他已经向华尔街的几家公司推荐了巴菲特。 <P align=center>贵在坚持 1954 年巴菲特的机会终于来了：格雷厄姆写信通知他可以到公司上班。巴菲特唯恐本改变主意，迫不及待地赶到了纽约，甚至对工资问也不问。 “我知道本会给我一个合理的工资，”巴菲特说。到公司后，他得知自己的工资是每年12000 美元，这在当时已经足够在郊区怀特·普米恩斯租一幢带花园的公寓养活已经怀孕的妻子了。本还帮巴菲特在斯卡斯达尔成人学校找了份工作——晚上教投资课。 第一天上班的情形让巴菲特无法忘怀。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办公地点在第42 大街东122 号，“每个职员都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都是一种样式。我还记得第一次穿上它时的激动心情。” 纽曼和格雷厄姆基金 就在巴菲特进入公司前不久，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几乎又扩大了一倍。投资者希望扩大当时已达500 万的基金，但是他们又坚持让本和杰里继续管理，因为他们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1950 年，本聘用了以前在证交会工作的爱德华·E·劳佛。 杰里决定用一些自己熟悉的人。“我不喜欢去了解陌生人，”他对28岁的儿子米奇说，“不如你到城里来帮我吧。” 米奇一直在纽约为纺织品交易商杰里·罗斯曼工作，后者有一个想接管他生意的儿子。“我对杰里·罗斯曼讲了这件事，”米奇回忆说。“他很失望。他对我说：‘我不想失去你，但我也知道你父亲更需要你。’后来罗斯曼也成了我们的投资者。” 公司规模的扩大不是向已有的账户中注入资本，而是新开了一个合伙人基金——纽曼和格雷厄姆基金，投资的最低限额是5 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大数目）。开张时的资本总额是257万美元，到1954 年这个合伙人基金的资产已达6 百万美元了。 “超过基金账面价值的利润中有20%归本和杰里所有，”米奇说。“这是正常收入，需要交很多税。于是，本和杰里后来也按照与投资者相同的收益率领取资本收益了。” 办公室里的年轻人 虽然新增了一个基金，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无论从资产价值还是从职员人数上衡量，都只能算个小公司。两个基金的投资总共只有1200 万美元，而除了几个秘书之外就只有巴菲特在马歇尔·威尔斯公司年会上认识的沃尔特·舒勒斯了。他们花大量时间研究标准普尔指南，寻找总价格不超过其净营运资本2/3 的股票。本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标准可以保证满意的安全度。 <P align=center>套利的基础知识 巴菲特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可以学习套利技巧的机会。他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中讲过一个用可可豆套利的故事。布鲁克林一家生产巧克力的洛克伍德公司于1941 采用了后进先出的存货核算方法，当时的可可豆价格是每磅5美分。1954 年的一次暂时性短缺使价格猛涨到每磅超过60美分，于是洛克伍德公司想在这时出售自己值钱的存货。可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可可卖掉，公司必须上缴利润50%的税款。 如果公司以缩小经营规模的名义把存货分配给股东，则根据税法它可以减少应缴税款的数额。洛克伍德决定放弃可可脂生意，这样可以减少1300万磅的可可存货，然后公司宣布以80 磅换股的比例回收市场上流通的股票。这相当于每股48 美元，而洛克伍德股票的最初价格只有15 美元。 “我一直忙了几个星期——买股票，卖豆子，然后在施罗德信托公司暂作停留，把股权证换成仓库收据，”巴菲特说。“利润相当可观，而我唯一的费用只是乘地铁的车票。”（8）洛克伍德遭受了严重的经营损失，在全部交易结束之前，股价已上升到了100美元。 额外的工作 巴菲特还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芝加哥投资商R·马歇尔·巴恩斯30 多年后翻弄自己的老股票时偶然发现，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运儿之一，拥有沃伦·巴菲特这个当时的新伙计签发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权证书。80年代中期的巴菲特已经忘了自己还曾做过很短期的财务工作。 公司的股票业绩不错，巴菲特也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但是他和沃尔特·舒勒斯一样认为本的某些思想很无聊。 用老方法挣钱 如果还记得本多年以前在纽伯格公司受到的教训和1929 年大崩溃的强化作用，就不会对本的职员经常报怨他太保守感到奇怪了。沃尔特·舒勒斯复员到公司上班后不久曾推荐了一个叫哈罗伊德的公司，它拥有静电复印术的专利并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支付红利。然而本认为这种后来称为“复制品”的股票21 美元的价格太高了。 “我只想说，”舒勒斯后来惋惜地说道。“如果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以21 美元的价格买进‘复制品’，我可以保证以50 美元卖出去。它能涨到3000美元是谁也不敢说的。”本坚持只有在赢利机会很清楚时才投资，而投机是最不可取的行为。（9） 格雷厄姆的怪念头 巴菲特还认为本的观点是自我封闭式的。“他不愿意让我们到公司去看看，他认为这是一种欺骗。” 本总感觉自己的观点不太可靠，除非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使用的方法与普通投资者一样。“我们必须和波卡特罗的人使用同样的游戏规则。”巴菲特说。 舒勒斯猜测了另一个原因：本不喜欢与管理人员交谈或许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对方的话所迷惑，担心自己的考虑不够周详。 巴菲特也承认与管理人员打交道很麻烦，但这倒不是因为他会被高级主管的话冲昏了头脑。他说自己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投资失误就是因为他不喜欢管理者而没买进一种很好的股票。“如果我相信他的话，现在会更富有。”（10） <P align=center>合格管理者的价值 实际上，本或许也应该尝尝巴菲特的这种感觉。有一次，他发表了自己对管理人员的看法，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大注重与小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打交道，虽然他把大部分投资都投入了小公司。 “在评价大公司时，管理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次等股票的市场价格也有重要影响。从长期看，次等公司的价值不需控制，因为如果管理不善，会有自动的市场力量促使它改进，从而改善了公司的价值。”(11) <P align=center>友谊的摇篮 在得到挑选股票的经验之外，巴菲特也开始了解本这个人。本会在自己过生日时给职员和朋友们送礼物，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出生实在是件幸事，不应该只收礼物。巴菲特还记得一次过生日时，本送给秘书戴安娜·奥兰斯坦一些GEICO 的股票，其他时候本也同样大方。 “你知道我的儿子叫霍华德·格雷厄姆·巴菲特，取的是我父亲和本的名字。”巴菲特说。“1954 年他在怀特·普米恩斯医院出生的时候，本送给我一架照相机、一台幻灯机，还有别的东西，而我不过是一个刚刚工作了三个月的职员！那段时间我拍了不少照片。” 跳舞的邀请 一天下午，苏茜向本报怨说沃伦不会跳舞，可是她选错了对象。不久，对跳舞情有独钟的本来到巴菲特的办公桌前送给他一个礼物——阿瑟·慕雷舞蹈工作室的听课证。本就在那里敬神似地学习跳舞。 “时间不长他又来了。他说工作室有人告诉他，我没去上课。”巴菲特笑着说。“他鼓励我去。”但是巴菲特仍然没去过。 除了“不受限制、没有记录的”慷慨之外，巴菲特对格雷厄姆能非常清楚地记住每一件往事的印象也很深。(12) 超人的记忆力 1955 年，本和约翰·凯尼斯·加尔布基斯等一群专家准备参加参议员货币银行委员会（福尔布赖特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因此他需要一些背景材料。“我们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只隔几条街。他告诉我：‘1927 年的《商业金融简报》上有些资料。你能在右手页找到它们。’我走到那里，真的找到了。” 当本和杰里在他工作不到两年就决定关掉公司的时候，巴菲特并不感到吃惊——本曾跟他提起过。本和杰里1956 年退休后，巴菲特就回到了奥马哈，开始了把自己变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投资家的事业。 格雷厄姆自己也是巴菲特的客户之一，他经常让巴菲特为自己的账户买进债券或其他一些证券。 继承与发展 <WBR><WBR> 巴菲特认为自己能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和接班人很幸运，但他并不盲从。“孩子，”63 岁的巴菲特说，“如果我完全听从本，一定会比现在穷得多。”(13) 虽然这样，他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共同之处。象格雷厄姆一样，巴菲特不使用计算器；象格雷厄姆一样，巴菲特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这一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那些文笔流畅、语言机智、篇幅很长的主席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象老师一样，巴菲特痛恨欺骗，避免过多欠债，虽然他并不害怕它们。“我们绝不相信负债是最坏的办法。往最坏处打算，如果我们认为它不会威胁伯克希尔的事业，我们愿意借钱。”（14） 财富只会让人方便而已 巴菲特与格雷厄姆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受到自己财富的挑战，却对它无动于衷。尽管在挣钱方面很成功，格雷厄姆的兴趣更多的是在思想上而不是钞票。 “有一天我们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小熟食店用餐时，本对我说：‘沃伦，钱对你我没什么作用，我们都一样，我们的妻子会过得好一些。’” 本认为照顾客户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而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记录成绩的方法。他热衷的是金融世界的结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真理，它如何隐藏这些秘密的以及投资者如何理解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机会最大化。格雷厄姆认为投资者在这个游戏中投入了资本，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巴菲特似乎继承了他的这种哲学观点。 巴菲特是全国前200 家大公司中工资最低的管理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路易斯·洛恩斯坦说：“沃伦渴望成功，但他并不贪心。”（15）<WBR><WBR> <P align=center>有过错误<WBR><WBR>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经历证明：优秀的投资家也并非永不出错。巴菲特认为购买伯克希奇—哈撒韦公司——一个困难重重的服装商——是他早期的错误之一。后来，他向所罗门兄弟公司投入了750万美元，这是华尔街最重要的投资银行。就在巴菲特在年度报告中说自己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管理信心十足后不久，这个出色的公司被政府证券丑闻搞得声名狼籍，丧失了领导地位，但是这也暴露了它毫无生气的经营状况。为了疏通关系，保护自己的投资，巴菲特被迫到所罗门兄弟公司当了十个月的主席。幸运的是，巴菲特经常能弥补自己的错误。在所罗门事件中，公司的收益能力和地位比以前更强了，巴菲特也成了投资银行界的英雄人物。<WBR><WBR> <P align=center>也有繁荣<WBR><WBR> 巴菲特拥有伯克希尔—哈撒韦 42％的股份，个人净资产达83 亿美元，极有可能是美国最富有的人。这将使本感到骄傲，但是如果这位以前的教授和老板知道巴菲特是靠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实现这一壮举的，他会更加自豪。<WBR><WBR> 巴菲特是最感激本的人，甚至在谈到他的第一个合伙人公司的结构时，他仍然如此。“我决定组建合伙人公司是因为我为本工作过。他的榜样对我很有启发。我对公司的结构作了些调整，但它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一点还没被人们注意到。”<WBR><WBR> <P align=center>好笑话永远不会过时<WBR><WBR> 在写给股东的报告中，巴菲特常常提到格雷厄姆——强调一个观点或增加一点幽默。他曾在一个报告中重复了本最喜欢的笑话。有个石油投机商死后上了天堂。圣彼得在天堂门口接待了他并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虽然他有资格进入天堂，无奈所有留给石油界人士的位置都已经满了，他无处可去。这个投机商想了一会儿问道，他是否可以对现在的人说句话。圣彼得认为这无伤大雅，就同意了。于是投机商把双手合成喇叭形对着门里大声喊道：“地狱发现石油了！”门被撞开了，里面的石油界人士纷纷向地狱之门狂奔而去。圣彼得大为叹服，邀请他入住天堂。“不，”投机商回答道。“我想，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去为妙，这个谣言没准会是真的呢。”（16）<WBR><WBR> <P align=center>《新约全书》<WBR><WBR> 巴菲特对格雷厄姆的思想进行了修饰、修改和增补，并以此闻名于世。他最终抛弃了格雷厄姆的数字教条，却对其折价购买股票的目标忠心耿耿。账面价值——甚至经过调整的账面价值——并不能准确反映公司的价值，他很注意市场周期、收益能力和管理技能的作用。他把自己作为股票发掘者的角色比作一名无数次击球失败的击球手：虽然很容易错过好的击球机会，却终能击中一个适合自己的球。<WBR><WBR> 巴菲特对格雷厄姆传统的扬弃有些是以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思考为基础的。例如，他只购买他喜欢并了解的公司，虽然并不热衷于加入他所投资的公司的管理层，却也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公司的管理。有些扬弃是针对投资环境的变化做出的；还有一些是对格雷厄姆思想的提炼——注意观察股票的情况，然后找到最好的进行交易。另外，他还喜欢有市场特权的公司和股东权益高的公司。<WBR><WBR> 这些扬弃的结果是，巴菲特以很少的资本甚至不用花钱就对许多公司进行了重要的投资。他曾经在别人看不明白的时候投资了美国捷运公司和GEICO。他不仅在这些公司受冷落时发现了它们的潜力，而对无形资产——商业信誉也很重视。巴菲特使用了一些形容词来表达这种观点：他喜欢永久的、经济的的商业声誉，因为它可以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入。例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可口可乐公司有巨大的投资，毫无疑问，它那个世界闻名的红色标志具有世界性的收益价值。<WBR><WBR> 巴菲特曾经写道：“你完全不考虑（已资本化的）商业信誉和它的分期补偿性也能活得很好，但是学习管理和投资的人却应该理解它的实质。我自己对它的认识与35 年前相比也有很大变化，当时老师告诉我要注意有形资产、避开价值对其经济的商业信誉的依赖性很大的公司。这种偏见虽然在经营中很少出错，却让我犯了许多重大的选择性错误。”<WBR><WBR> “凯恩斯解决了我的问题。‘困难不在于创造新思想，而是摆脱思想的束缚。’我摆脱的时期很晚，这部分是因为教育我的这个老师的大部分思想曾经（现在仍然）是如此的有价值。最终，各种各样的商业经验使我现在极为钟爱那种拥有大量永久性商业信誉和能够以最少的有形资产经营的公司。”（17）<WBR><WBR> 另一方面，巴菲特也注意学习了格雷厄姆在大萧条时代的经验，90 年代初，他利用纽约房地产市场的困难大获其利。巴菲特不象格雷厄姆那样迷恋政府证券，却也经常用可转换优先股代替免税证券。可转换优先股可以按照票面价值变现或转换成普通股。它被认为是安全的，也象债券一样支付预定的红利。<WBR><WBR> 威廉·拉恩说，巴菲特把格雷厄姆的思想带到了另一个阶段。“如果能把他们两人的观点结合起来，那么你就学全了。本写了我们所说的《圣经》，而巴菲特写的是《新约全书》。”<WBR><WBR> <P align=center>第二个父亲<WBR><WBR> 巴菲特的办公室在奥马哈城的基威特大厦，墙上挂有一张本和一群学生的合影。这些学生现在都是很成功的投资家，1968年股市下跌期间他们曾到加利福尼亚寻求本的教导和帮助。在本去世以后，巴菲特给他的女儿玛约莉写了一封信，重复了自己在《聪明的投资者》的序言中表达的感情。<WBR><WBR> “本是除父亲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现在仍然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一直试图让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了解本，让他们知道本的思想有多重要。”<WBR><WBR> 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其他职员不同，巴菲特从没向这个公司投资过。“你们或许很奇怪，”巴菲特曾写信对伯奈特夫妇说，“但是我从来就没拥有过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张股票。” 显然，他并不需要，他可以为自己和客户做得更出色。如果一个投资者在1956 年投入巴菲特合伙人公司1 万美元，当它1969 年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继续用这笔钱投资，那么他将在1992 年拥有3500 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全部的税收、费用和工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