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1994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姗姗来迟”地给出生在一位犹太律师家庭的乔治·索罗斯取了这样的外号。
彼时的背景是，这位金融大鳄在1992年9月16日让不可一世的英镑品尝到了“黑色星期三”的滋味，让英国政府彻底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他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酸溜溜地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而经此一役，索罗斯以11亿美元的年收入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人，成功跻身金融市场“人见人怕”的“狠角色”。这段做空英镑的历史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道，可并列为“坏孩子”迄今为止最经典的桥段，且为他本人津津乐道，甚至毫无悔意。
但对中国经济来说，现在或许不是回味和总结历史的时刻，因为索罗斯又来了——6月14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创出34个月新高（同比上涨5.5%）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同时，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已错失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机会，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他还表示，“中国经济存在些许泡沫，有迹象显示正在走向失控。”
这段话被理解为索罗斯的“唱空中国论”。
然而，当人们讨论索罗斯之时，或许早已忘记了他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讲述的一番话：“只有这些国家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而自己浑然不知时，我们才会对他们发动攻击，以警示他们不再犯错。”
那么，按照他的理论抛开上述争论，回到目前最现实的层面，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了让索罗斯们所“觊觎”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经济界，该问题同样存在广泛争议，且都有各自十分充分的理由。
但还是抛开这些争议，从普通消费者这个最微小的视角看现在的中国经济，我们确实正在经历通胀给国人生活带来的变化，如新华社就担忧长期的负利率时代给国人资产造成的损失；我们确实也看到，猪肉价格高企及去年出现的“姜你军”、“玉米疯”等现象让国人大呼“买不起”；媒体确实也在不断报道，部分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恶劣及温州等地的产业“空心化”情况的不断恶化……
上述问题，或许都比外界正在热烈讨论的索罗斯唱空中国问题来得急迫，也来得更为现实，虽然并不能从技术角度否认索罗斯和中国经济及中国消费者的联系。而进一步从乐观的角度考虑，索罗斯唱空中国或许还是一件好事，至少能提醒抉择者更多地从民生角度看问题，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中最需要看到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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