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参加了索罗斯为新书举行的媒体电话采访会，向索罗斯提出我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采访会的要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罗杰斯看中国:经济远景乐观将发挥亚洲领袖作用四成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世界第一已经超过美国 次贷损失还未充分显现 美元地位动摇暂无人取代 问：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已经见顶？ 答：IMF估计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我认为此次衰退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目前损失仅限于银行所持若干金融工具的贬值，还没有反映出银行贷款质量的恶化。这只是到目前为止的损失，不是最终结果。 问：请评论一下次贷危机对对冲基金的影响。 答：一般而言，对冲基金都经历了“去杠杆化”，不论它们是否宣称自己是“市场中立”的。银行也一样，许多银行的行为跟对冲基金相似，也运用杠杆等相似技巧，用结构性投资工具把头寸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现在它们也遭受了“去杠杆化”。 问：去年8月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同其他股市，例如中国股市相比，美国股市表现相对平稳，是不是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所致？ 答：确实美国股市相比香港等股市下跌较少。主要原因是股市规模更大更深、投资者主要是机构，当然，市场对政府防止衰退抱有希望也是一个原因，不过现在市场已经承认衰退现实了。我想主要是股市深度和机构投资者为主这两个原因。 问：美元何时见底？如果民主党人当选美国总统，美元是否会重振？ 答：“我确切地知道美元何时见底，但是我没有透露的自由。”——呵呵，这是我的一个老笑话。不过在这里我有把握地讲，一般而言，其他国家已经不再愿意储备美元了，所以它们才会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已经丧失了，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形势。但问题在于，还没有任何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所以就导致了“索性逃离一切货币”的大逃亡，用其他资产代替货币资产，这恰恰也是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策略。这便导致了商品价格上涨，扩大了通胀幅度。这是目前这一阶段的一个新特点，也使各国政府左右为难——同时面临衰退和通胀，而两边各自的解决方案又是互相矛盾的，政府在应对任何一边的问题时都会感到束手束脚。在这一点上，本轮危机有别于过去几十年的其他危机，所以我说这次危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不是一个通常的危机。 问：美国是不是会面临同日本一样的“失去的十年”？ 答：有类似之处，比如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也是由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导致的，同房地产泡沫也有关。当前的危机肯定比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更长，它们说下半年就会好转，我根本不相信，没理由相信。 但如果银行能够压缩损失，获得再融资，它们就能比日本更快复原。日本的衰退为时很久，这是市场应变性的问题。 重建偿债机制走出困境 问：你曾说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力的结果。监管者现在该做什么？ 答：一点没错，监管者要么是没尽到监管责任，要么是乱监管。因为它们头脑里的观念不对头，老觉得市场是会自动调节，达到均衡的。其实根本不会，从历史上看，市场达到均衡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它们还认为只需要控制货币供应就行了，其实也应该控制信用状况。事实上，信用和货币状况并不一定协调一致，对扩张信用的冲动或厌恶会导致繁荣-萧条循环和泡沫。近几十年，监管当局不接受控制资产泡沫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如果要控制资产泡沫，就必须控制信贷扩张，控制市场参与者的杠杆使用量。它们应该引入保证金要求，并且根据市场情绪来调整保证金要求。在市场情绪过于狂热、产生泡沫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提高保证金要求，给疯牛泼一瓢凉水。它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做的，美国是有50%的保证金要求的，但是如今形同虚设。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工具啊、衍生品啊什么的绕开这一要求。这就是监管跟不上市场发展的地方。由金融创新发展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市场完全是不受监管的。这是我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 当然，并不是更多的监管就一定好，关键在于监管的质量。过去的监管之所以失职，很大程度上是指导原则有错误。所以我在新书中提出了若干新的监管原则。如果不对监管的原则和监管者本身所受到的激励进行考察，而简单地加强监管，情况只会更糟。要知道，不仅市场是不完美的，监管者也是不完美的，它反应更迟钝，而且更官僚主义。所以我们要对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行为、激励和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反思。 问：你曾经说，担心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将是下一个大麻烦，请说明一下你的这个观点。 答：在我的新书和《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来，CDS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大的业务，目前市值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债的五倍！它发展这么快恰恰是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在市场繁荣时期投机，而无需借债，只需很少的资本，就能建立巨大头寸，而且还能预计风险，并从中获利。这一切做法都是不受监管的。这就好比是一家不受监管的保险公司。合约一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人会履行其义务。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不信任，就像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这柄剑一定会掉下来，因为一旦发生违约，一方将会发现，对方(比如某个对冲基金)根本无法履行义务。所以，重建偿债机制和合约诚信是很重要的，那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对策之一。 人民币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 问：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目前正受到争议。你认为香港是否会放弃该制度？由于港元随美元下跌，与人民币的汇率差距加大，港元是否面临更大的投机压力？ 答：香港特区政府不会放弃该制度。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固定汇率制度之一，其他的还有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倒是有可能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它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也确实想这么做，但是它们受到美国的压力而不能这么做。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该制度的决心很坚决，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改变。至于港元面临的投机压力，目前我没有觉察到。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胀压力？ 答：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输入的。高企的粮价和能源价格是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我认为目前已经有通胀趋于稳定的迹象。当然，人民币升值本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农业部门可能受到廉价进口粮食的冲击，但是目前粮价这么高，中国的农民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了。中国还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因为欧元比人民币升值幅度还大。实际上人民币兑欧元反而贬值了，欧洲人肯定会觉得不公平，从而激发欧洲的保护主义，所以就更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 问：请谈谈粮食价格和通胀。这对亚洲特别重要。大米是否真的短缺？政府该怎么做？ 答：我认为目前的高粮价与恐慌有关。特别是那些粮食进口大国，如果它们也是能源进口国，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受到重创，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不过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效果也不同。很自然的一种冲动是提供补贴。但补贴可能会造成很大干扰，而且某些国家的财政也负担不起，短期内可能有帮助，但长期来讲非常危险。另一条出路是调整汇率。例如中国就在尝试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抑制通胀，而且似乎有成功的迹象。但升值的办法只有那些拥有巨大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才能采用，因为它们的货币只要放松人为压制，就会自然升值。但对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恐怕是用不得的，一用情况会很糟糕。 他认为，《巴塞尔Ⅱ》是彻头彻尾的失误，必须重新修订，为未来全球金融新秩序确立框架 继今年1月发出“6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之后，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又出版新书来阐释这一看法，其中再出震撼市场的判断——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已经破灭，目前的危机正在为这场泡沫清算，而全球金融体系也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秩序。 这位被称为“打劫了英格兰银行的人”、掀起亚洲金融风暴的投资大师，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全球金融体系，并频频发表见解，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次贷危机的成因和意义。 在他看来，此次危机是“以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萧条-繁荣不过是这一轮超级大周期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超级泡沫”如今已经破灭了。 在索罗斯这本名为《金融市场新范式：2008年信贷崩溃及其意义》的新书里，他用繁荣-萧条-更大繁荣，或者信贷扩张-紧缩-更大扩张的循环模型来解释当前的危机。 昨日，索罗斯在为其新书举行的媒体电话采访会上向《第一财经日报》解释，之所以有这种循环，是由于政府对信贷扩张不加控制，容忍运用杠杆，这是房地产泡沫的成因，也是其所谓“超级泡沫”的成因。 他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政府一直在支持信贷扩张，一旦信贷扩张受阻，它们就会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让信贷变得容易。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就造成了一个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这个泡沫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要说“清算日”，“清算日”就是昨天——它已经到来了，就是我们正在目睹的这场危机。 另外，他表示，至于中国内地，除了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中国很大一部分是较少受到外来影响的，不过中国还是会受到外部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影响，从而间接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等。这场全球危机，中国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索罗斯将这本新书命名为《金融市场新范式》，寓意一个新的金融秩序即将来临。他说过去相对稳定的形势如今已经走到头了，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 他认为，一般而言，由于在认识经济运行时受到主导性的旧模式的蒙蔽，我们往往无法正确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无法看清它既同市场参与者，也同市场监管者不完美的认识有关。我们往往低估这种不确定性，而且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发展步调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相对确定的时期和不确定的时期相互交替。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因此，索罗斯向《第一财经日报》强调，这会产生也必须产生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意味着，有一些游戏规则将被改变。比如经济、金融当局开始更加关心资产价格泡沫；不仅仅控制货币，也开始控制信贷等。当然，很难准确预言这种新秩序到底会是怎样的，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当前危机作出何种回应，以及在过渡阶段如何行动。 索罗斯说：“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肯定。在我看来，《巴塞尔Ⅱ》是彻头彻尾的失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重新修订，制定一个《巴塞尔Ⅲ》出来。那个《巴塞尔Ⅲ》应该就是新秩序的框架。制定这个新框架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而我希望我新书当中的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到其中去。” <!--function: content() parse end 0ms cost! --><!--advertisement code begin--> <SCRIPT src="http://www.zjol.com.cn/js/advertise_in_news/adv_607080.js" .js></SCRIP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