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索罗斯先生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所到之处格外受媒体的青睐。 坦率地说，我对他没有那样大的热情。1998年在日本亚洲论坛会议上，我在场听到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痛斥索罗斯为亚洲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甚至痛骂他是“低能儿”。索罗斯也回敬马哈蒂尔是国家的“威胁”；新世纪的初期，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正是索罗斯推动所谓“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的行动。就像索罗斯希望共和党下台，出资2700万美元支持民主党一样，颜色革命中有数千万美元政治资金流向那些国家。 世事难料。昔日的死对头前总理马哈蒂尔与索罗斯在吉隆坡会面，更是言谈甚欢。马哈蒂尔说：“索罗斯说他与马币贬值无关，幕后黑手另有其人，而我已接受他的说法。 最有意思的是，长期标榜“推动市场”的人，金融危机之后，多次撰写文章“批判”市场，转而呼吁加强政府的作用，甚至国有化。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索罗斯的中国之行，这个老牌的市场万能居然与中国市场万能的小字辈学者交锋。 年近80岁的索罗斯的变化，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也再次告诉我们，各种因素在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几乎不可能有任何静止的事物。 6月11日晚7:30，本报记者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采访了索罗斯先生。 政府“国有化”需谨慎 《21世纪》：我读了您近期撰写的一些文章，有趣的发现是，您近期的观点我们不知道应该放在什么背景下理解：比如，您认为“政府资金应该注入股本，而非资产负债表”，甚至表明“(银行)只有部分国有化，我才会跟进注资”。最有意思的是，您似乎比我们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激进，呼吁每年发行SDR(即发行国际“基础货币”)。难道您真的认为市场开始沦为二等角色？只有政府才能拯救危机？ 索罗斯：感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在银行资本重组问题上我是比较激进的。在这场危机中，由于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但是目前只有一种“信用来源”，那就是政府，所以政府必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仅仅是短期的。对于长远来说，政府就不应当“过于活跃”在金融市场中，当未来经济复苏以后，政府就应当尽快的撤出资本市场。 这恰恰有悖于政府目前短期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奇特的问题。 在美国，人民对于“国有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其实我并不认为银行应当“国有化”，不过目前只有政府有资本注入能力，所以政府应当有所作为。当然，最终政府是要从中撤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势必会增加税收，而民众是不愿多缴税的。所以，作为政府必须非常谨慎所进行的“英明”的投资。当然，这肯定不是那么用容易就能做到的。 《21世纪》：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您怎么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您认为奥巴马可以很好地处理这次危机吗？中国所发挥的作用真的如您所言那样巨大吗？ 索罗斯：这次的危机要比1929年的危机还要严重。在1929年的时候，债务和信贷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百。在1932年，这个比例达到了250%。 在2008年，这个比例达到360%，所以这次的危机规模要大得多；而且这次的危机深入到各个行业，涉及面非常广泛，而在1929年的危机并没有这样的规模。 信用的危机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是经验以及不让萧条出现的决心。经济活动能力的降低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在上个世纪三十年是出现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债务崩溃。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通过廉价的高效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具有很强的“免疫力”，所以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你们有这些强大的国家信用的支撑，投资到可能不是美国而是像巴西这样的地方。所以中国在这次全球性危机中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经济)具体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有很多问题，我也意识到了一些。不管怎样，中国正在以一种没有谁能够预料到的速度发展壮大。其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我希望中国的领导层不要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因为你不能完全抛开世界银行体系而独自保全自己，这也意味着需要通过一些国际合作来完成。我希望中国、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可以找到挽救(金融)体系的方法。 《21世纪》：您认为奥巴马先生可以像罗斯福总统那样有能力处理好这场危机吗？ 索罗斯：哦，当然，奥巴马确实有那样的能力。其实罗斯福并不能被称之为天才，他仅仅是幸运罢了(在胡佛政府的失误后上台)，他有很好的意识，非常强的交流技巧，而这些也正是奥巴马所具备的。罗斯福在1933年上台，经济危机到1939年才结束。现在，危机在2008年发生，他在2009年上台。他需要时间，但他也可能被指责结束危机用的时间太久了。 “反身性理论”可被更好证明 《21世纪》：整个金融发展的历史涵盖繁荣与衰退，而您对二者料若指掌。您是否可以概括性地谈谈这次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您真的喜欢这样一个风险性的游戏？ 索罗斯：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去看我送给你的书(笑)，在《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中有详细的论述。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我从事的工作，比如说掌管一个对冲基金，是充满了兴奋与风险，正是这种“兴奋”吸引着我。很多人都在说资本游戏的“安全性”，其实我一直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因为我很清楚，有太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所以我很高兴我不会再重复的做一遍这些工作，实际上六年前我就已经退休了。 《21世纪》：在我看来全球金融危机是短期的，但气候变化却是人类最根本的、最大的挑战。中国每年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而我们也需要国际合作，也需要绿色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发明新的科学技术等。据我所知，您正在准备资助大学进行这项研究。 索罗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对全球变暖的态度转变。从2005年起中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因此中国会走在研发新科技的最前线，但是问题是如何达成全球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经济强度。中国也很特殊，因为中国的投资不是基于市场而是基于政策。现在中国政策可能倾向于低碳经济了，但是其他国家可能还做不到价格强度。我希望我们能有这方面的合作。 《21世纪》：我读过几本您的传记。我和其他人一样开始了解您的“反射性理论”(reflexivity)，正是这个理论让您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吗？ 索罗斯：是的，我在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发展了这一理论，当时我还没有进入股票行业。那时候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实验室，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实践我的理论。我的理论未来可以被更加证实也会发展得更好。 《21世纪》：人们熟知美国前任财长鲁宾所信奉的是"不确定"理念，而现在经过金融危机后更多的人开始注意您的反身性理论。这两种观点似乎存在着差异，前者侧重世界的不确定性，而后者强调参与者自身所做的决定对事件的影响。中国人熟知马克思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觉得您的理论可能更容易被接受，那么你觉得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是什么？您在资本市场上实践这一理论，可不可以给一个例子？ 索罗斯：听起来我得好好学习一下中国的哲学。我想你是正确的，我看到在中国比在美国有更多有趣的哲学问题，美国人一般对哲学不敢兴趣，他们的思维就是解决问题，不想思考更深。我发现我的哲学在中国比在美国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中国人对我的理论的热情远高于美国人，也许我的理论和中国哲学有一定有些相似的地方吧。 但是作为一个投资家，思考的过程和你预期的完全不同，例如汇率，这里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或者是利率的差别，也可能是增长率的差别。 而市场是变化莫测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变化、区域性变化等等。在外汇市场，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所以果断制定正确的决策是成功的关键。 不幸的是，金融市场的崩溃造成了更大的经济的不确定性，而这些都是来自其内部的原因，不能证明我的反身性理论。 《21世纪》：您几乎用一生在资本市场赚钱，事实也证明了您的能力。我想问您一个较专业的问题，作为一个资本市场参与者，您是如何看待“政策突变”，或者说在交易中您将“政策突变”作为内生变量的还是外生变量？ 索罗斯：事实上，在金融界有很多比我优秀，或者说比我做的更好的人，他们更加熟悉和了解一些专门的工具和方法。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游戏”，我并不是一个好的玩家。但是我所擅长的是理解“游戏规则的改变”，这也许就是你所提到的“政策突变”。 《21世纪》：据我所知，您年轻的时候就读于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您的专业是经济和哲学。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假设您有重新来过的机会，您会选择成为一位哲学教授还是做投资家？ 索罗斯：你知道，哲学对我来说一直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它们非常有趣，但我在哲学方面并不成功。在LSE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如果我当初学习好一点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教授，可惜我没有。不过我对自己成为了现在这样感到很高兴。 |
